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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与精神分析

禅宗与精神分析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1-5 10:18:56          ★★★

尽管禅宗在方法上与精神分析不同,但它可以使病灶更为明显,使洞察的本性更加显露,并进一步提高我们对什么是“见”,什么是创造性,什么是克服感情污染与虚假理智化的辨别力。感情污染与虚假的理智化是主一客体分裂基础上的体验之必然结果。


  禅的目标是悟:对实在作直接的、非反思的把握,没有感情的污染与理智化,清楚地了解到自己与宇宙的关系。这个新的体验是儿童前智力的、直接的把握之重复,但这是在新的层次上的重复,它是人的理性、客观性与个性的充分发展。而儿童的直接与同一的体验,是在异化与主一客体分裂的体验之前的,悟的体验则在它之后。

  精神分析的目标,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是用自我来代替本我。确实,所要发现的无意识之内容只限于人格的很小一部分,即是那些存在于儿童早期,而后又被遗忘了的那些本能冲动。把这些冲动从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精神分析法的目标。此外,所要发现的那些无意识都决定于治疗具体病症的需要——这实际上完全离开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对于那些与症状无关的无意识,则很少关心。

 


  近年来,对死亡本能、生存本能等概念的引入以及对自我各个方面的发展,才使弗洛伊德无意识内容的概念逐渐地有所扩大。非弗洛伊德的各个学派极大地扩展了有待发现的无意识部分。最激进的是荣格,但阿德勒、兰克以及最近一些所谓新弗洛伊德主义著作家,也都对这种扩展作出了贡献。但是(除了荣格),尽管扩大了范围,这些扩大的方面却仍然决定于治愈这种或那种症状的治疗目标,或决定于治愈这种或那种神经症性格特性的治疗目标。它没有包括整个的人。

  然而,如果我们沿着弗洛伊德的最初目标——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推到它的最后结论,那么,我们一定会使它摆脱弗洛伊德自己的本能定向以及治愈症状的直接任务强加于其上的限制。如果我们追求无意识的充分恢复这个目标,那么,任务就不限于本能,也不限于其他有限的体验,而是在于整个人的整个体验;那么,目标就变为克服异化、克服在认识世界时的主一客体分裂,那么,无意识的发现就意味着克服感情污染和大脑思考;它意味着压抑之解除,我自身内部普遍的人与社会的人的分裂之消除;它意味着意识与无意识对立的两极之消失;它意味着到达对实在的直接把握状态,没有扭曲,没有理智反思的干扰;它意味着克服执著自我、崇拜自我的癖好;它意味着放弃一个不灭的独立的自我之幻想,这个自我想要被扩大、被保存,就像埃及的法老希望将自身保存为木乃伊以求永恒一样。意识到无意识,意谓开放、反应,并非有任何东西,而就是“在”。

  通过意识使无意识充分恢复的目标显然要比一般的精神分析目标更为根本。其原因是很容易明白的。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需要一种远远超过大部分西方人所愿意作出的努力。但是,除了努力的问题之外,即使是想象这个目标也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首先,只有从某种哲学的立场才能想象这种根本的目标。对于这种哲学立场,我们无需作详细的描绘,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它的目标不是没有疾病的消极目标,而是生活康乐的积极目标,这种康乐是从与世界充分一致和对世界作直接的、未被污染的把握这个角度讲的。对这种目标的最好描绘就是铃木所说的“生活的艺术”。

  我们必须记住,任何像“生活的艺术”这一类的概念,都是从精神的人道主义定向这个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佛陀、先知、耶稣、M.埃克哈特的教义,或者如布莱克、W.惠特曼、巴克等人的学说,都是以这类概念为基础的。如果不这样来理解,那么,“生活的艺术”就丧失了它的全部特殊意义,而沦为当今在“幸福”的名义下流行的概念。我们还必须记住,这种定向包含了一种伦理目标,禅宗超越了伦理学,而又包含了佛教的基本伦理目标,这个目标与所有的人道主义学说的伦理目标本质上相同。

  禅宗目标的实现,如铃木在他的禅宗讲座中所清楚说明的那样,意指对各种贪婪的克服——不管是对财产、名誉的贪婪,还是对感情的贪婪;它也是指对自恋式的自命不凡以及对全能的幻想之克服。另外,它还是指对顺从权威的欲望之克服——这个权威是指能解决一个人自身的生存问题的权威。当然,一个仅仅想利用无意识的发现来治病的人,他是不会去尝试实现这个存在于克服压抑之中的根本目标的。

  但是,认为压抑之解除这个根本目标与治疗的目标完全无关,那也是错误的。正像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如果没有分析和性格的改变,症状的治愈与预防,都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如果不追求一个人的完全改变这个更为根本的目标,这种或那种神经症性格特性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

  性格分析的结果有时候比较令人失望(对此,没有比弗洛伊德在《分析,有限期的还是无限期的?》中表达得更诚实坦率的了),这很可能正是由于治疗神经症性格的目标还不够根本;只有超越了这个有限的目标,才能达到康乐的生活,并摆脱焦虑与不安全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这个有限的治疗目标仍然是有限的,只要它还没有成为一个更广的、人道主义的参照系之一部分,这个目标就不可能达到。也许,有限的目标可以通过更有限的费时更少的方法来实现,而长期分析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只是为了根本的“转变”目标,而不是狭隘的“改造”目标。

  我们上面所作的说明可以加强这一种观点。人只要还没有达到创造性的联系——开悟是这种联系的最充分成就——他充其量只能以清规戒律、偶像崇拜、破坏性以及对财产、名誉的贪婪等等来补偿人之固有的潜在压抑。当这些补偿中的任何一个被打破,他正常的精神就受到威胁。潜在的精神病之治愈,仅在于从对世界分裂的异化的态度转变为对它创造性的、直接的把握与反应。

  如果精神分析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它就能够帮助患者达到真正的心理健康;否则,它将只能帮助改善补偿机制。换言之,某个人的症状也许能够被“治愈”,但他的性格神经症却无法被“治愈”。人不是一种物,人不是一个“病例”,分析学家如果把人当作一个客体,他就治愈不了任何人。当然,分析学家在与“患者”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所能做的也只是帮助一个人觉醒,而他与患者的相互了解则意味着去体验他们的同一性。

  然而,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必须准备面临一项反对意见。假如像我上面所说的,充分地意识到无意识,这是与悟一样根本而困难的目标,那么,我们把这个根本目标当作一般问题来讨论,这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一本正经地提出,只有这个根本目标才能证明精神分析疗法的正确,这不纯粹是空论吗?

  如果只存在完全的悟与不悟,那么这种反对意见当然是有根据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禅宗中,悟有许多不同的阶段,而开悟则是最终的和决定性的一步。但是,就我的理解而言,在开悟方向上前进的每一步体验都是有价值的,尽管也许永远达不到开悟这一步。铃木博士对这一点曾有过如下说明:如果将一支蜡烛拿到一间完全黑暗的屋子里,黑暗就会消失,那里就有了光亮。如果再增加十支、百支、或千支,屋子里就会变得越来越亮。然而,决定性的变化却是由第一支蜡烛带来的,是它冲破了黑暗。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一个人第一次感觉到他是自负的,他害怕,他憎恨,而在意识中他还一直以为自己是谦虚的、勇敢的、爱人的。这新的洞察也许会伤他的感情,但它却打开了一扇门,它使他不再把自身的压抑投射到他人身上。

  他继续向前,他体验到自身内部的婴儿、儿童、青少年、罪犯,精神病患者、圣人、艺术家、男人、以及女人;他更深一层地接触到人性,接触到普遍的人;他的压抑越来越少,自由越来越多,他越来越不需要投射与大脑思考;然后,他也许会第一次体验到他如何看颜色,如何看一个球滚动,他的耳朵如何突然地向音乐完全打开——而在此之前,他都仅仅是听到它;在感觉到他与他人的一体中,他也许会第一次瞥见,把他独立的个体自我作为某种东西来执著、培养、拯救,那只是一种幻想;他将体验到,通过“有自己”来寻求生活的答案是无用的,不如通过“是自己”和“成为自己”来寻求答案。

  所有这些都是突然的、意外的体验,其中没有任何理智的内容;而以后,这个人就会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强壮,都更少焦虑。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论的都是关于目标,并且,我曾提出,如果我们把弗洛伊德的变无意识为意识的原则推到最后,我们就接近了悟的概念。但是,就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而言,精神分析与禅宗则是完全不同的。

 


  禅宗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是用“坐禅”、公案与禅师的权威对异化的知觉方法进行正面的攻击。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可以脱离佛教思想的前提,或脱离体现在禅师和禅堂气氛中的行为与伦理价值等前提的“技巧”。我们还必须记住,这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禅宗中,弟子们前来寻求教诲,这就是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他们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精神分析的方法完全不同于禅宗的方法。它训练意识用不同的方法来抓住无意识。它引导人们去注意那被扭曲了的知觉;它导致人们认识到自身内部的虚构;它通过解除压抑,扩大了人类体验的范围。

  精神分析的方法是心理学的、经验的方法。它考察一个人自童年以来的心理发展,并为了帮助这个人体验到他现在所受的压抑而试图恢复他的早期体验。它一步步地揭露人自身内部关于世界的幻想,使倒错扭曲与异化的理智化逐步消退。

  由于对自己越来越不陌生,经历这个过程的人对世界也就越来越不疏远;由于他开通了与自身内部之宇宙的交流,他也就开通了与外在宇宙的交流。虚假的意识连同意识—无意识两者的对立都一起消失。一种新的实在论开始出现,在这种观点中,“山又成为山”。

  精神分析的方法当然仅仅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准备;但禅宗的方法亦是如此。正因为它是一种方法,所以它永远不能保证目的一定会达到。决定目的是否能达到的因素深深地植根于个体的人格之中,而实际上我们对这些因素知道得还很少。

  我曾经提出,如果把揭露无意识的方法推至最后,它就可能成为向悟迈出的一步,只要把它放到最根本、最实际地体现在禅宗中的哲学背景中。但只有运用这个方法的大量进一步体验,才能表明这种方法能引导我们走多远。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只是蕴涵着一种可能性,因而它具有需要验证的假说之特征。

  但可以断言的是,禅宗以及与之有关的知识,能够对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产生非常丰富、非常清楚的影响。尽管禅宗在方法上与精神分析不同,但它可以使病灶更为明显,使洞察的本性更加显露,并进一步提高我们对什么是“见”,什么是创造性,什么是克服感情污染与虚假理智化的辨别力。感情污染与虚假的理智化是主一客体分裂基础上的体验之必然结果。

  就其对理智化、权威以及自我之妄想的非常激进的态度而言,就其对康乐目标的强调而言,禅宗的思想将开阔精神分析学家的眼界,深化他的见解,并帮助他达到一个更加根本的思想,即把对实在的把握作为充分的有意识的觉察之最终目标。

  如果可以对禅宗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作进一步思索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精神分析对学禅者来说也许是有意义的。我想它可以帮助人避免假悟(当然,既然是假悟,实际上也就根本没有悟)的危险,这种假悟纯粹是主观的,是以精神病的或歇斯底里的现象为基础的,或者是以自我诱导的人定状态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的澄清作用可以帮助学禅者避免幻想,而这正是悟的条件。

  不管禅宗会如何利用精神分析,作为一个西方的精神分析学家,我要感谢东方的这份珍贵礼物,特别要感谢铃木博士,他如此成功地用西方思想把禅表达出来而没有丧失其任何精华,以至于西方人只要不辞劳苦就能对禅领悟到最终目的实现之前所能领悟到的一切。如果不是“佛性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如果人与生存不是普遍的范畴,如果对实在的直接把握、觉醒、悟不是普遍的体验,那么这种领悟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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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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