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阳渐渐地在草地上铺开,孩子踉踉跄跄地踩在上面,笑咪咪地。爸爸妈妈坐在阳光上,互相依偎。孩子在爸爸妈妈的身边哒哒哒地走着,鞋子有节奏地发出声响。
男孩估摸1岁,刚会走路,有几次重心不稳,身体后倾,孩子都能稳住,再继续迈开脚步。但这次孩子一屁股坐到地上,身子顺势向一侧倒下,不料脑袋撞上了旁边推车的滚轮上。
妈妈看到这一幕,立刻就急了,上前抱起孩子,一边检查着孩子的创面,一边大声地说:怎么又把头给撞了呢?言下之意,孩子的头可能刚受过伤。
也许孩子感受到了妈妈的焦虑,也放声地哭了起来。
妈妈确定孩子没事后,揉着孩子的脑门,安抚他,并指着一旁的推车说:是它把宝宝给弄疼了,我们打它。
妈妈作势地打了两下推车的扶栏,孩子学着妈妈的样子,用力地打了两下推车。然后母子俩的情绪就慢慢地平复了。
这一招哄孩子管用,也很有趣。桌柜、椅子、墙、地板等等,所有让孩子意外受伤的物件,都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然而,那些物件并没有伤害孩子,它们是无辜的。显然,妈妈冤枉了它们。
孩子摔倒了,妈妈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我的错,但内疚会让妈妈太难受,她需要把大剂量的自我攻击投射到外在才会感到舒服一些,于是就认为是推车的错、桌子的错、椅子的错等等,然后就顺理成章地把打自己变成了打车子,打椅子等等。
这样的转嫁是巧妙的,一来妈妈不再自我攻击,自责不安焦虑等统统释放;二来车子桌子凳子被打几下也不是个事儿。
但有一种糟糕的状况是,有的抚养者会把攻击投向孩子。比如,有的父母看到孩子摔倒了,会劈头盖脸地指责孩子,为什么走路不小心云云。
这么一来,本就受挫的孩子就挫上加错,认为受挫是错的,从而害怕走得更远。如果我们现在无法走得更远,也许是因为我们内心里住着一个害怕犯错的小孩。
事实上,这只是一次摔倒的意外事件,我们瞬间把意外转变成错误,以为,错误发生了,理应有犯错的人为其承担责任。
然而,摔跤是一件小事,有的意外却是一生沉痛的丧失。比如,要不是他的馊主意,建议孩子去川西玩,他怎么会被地震困住,不知生死?要不是我想他了,他就不会搭这班飞机回国遭遇空难,都是我(他)的错……
这些意外都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使然,跟人无关。
或许有了归咎,我们心里对意外的愤怒、不安与恐慌就有了着落,让我们从一个失控的状态变得可控。
不仅如此,面对自然界的强大和残酷,弱小的人类怎能不做一些只手遮天的幻想以示反抗。
我们幻想着,一个人要是能使意外发生,同样地,他也能避免意外,我们对这个人有着全知全能的期待,殊不知当我们正为意外自责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最自恋的时候。
另外,在我们最悲痛的时候,倘若我们能去责怪一个人,或许就能找到一些力量,从这痛苦的泥潭里挣脱,哪怕只是暂时的。有时,恨是用来防御哀伤的。
总地说来,我们之所以在意外面前找犯错的人,或是因为我们难以面对突发的丧失,害怕体验到丧失的无力以及无能为力时的耻感,这些触及一个人最脆弱的核心若是敞开,让人无法不遮掩。
只不过,这样的痛又能遮掩多久?昨天我看了电影《突袭波士顿》,一次人为的爆炸事件带给人的永久影响让我深有感触,之后我百度了当时的新闻,这段真实的片段描述,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2013年4月15日下午,波斯顿马拉松爆炸案的现场,一位摄影记者拍了受难者茜德妮躺在一片血泊里德照片,这张照片因此被刊登在很多报纸的头版位置。
事后,记者对这位受害者感到抱歉,因为“我觉得我贬低了西德妮,我暴露了她们如此脆弱的一面,无助地躺在满是鲜血的地上,让我良心不安。”
这位摄影记者后来选择向受害者道歉,但当事人却表示:“这些照片很重要,因为世界得知道这件事有多么得恐怖。”
或许,当我们把意外还原成它本来的样子,即使是暴露了脆弱,这暴露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我们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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