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怕陌生人——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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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怕陌生人——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交焦虑

　　“如果不是为了寻找认识人的机会，没人愿意去参加鸡尾酒会”。在英国《经济学人》一篇名为《U型生活轨迹》(The U-bend of life)的文章中，作者描述了人们对社交生活的厌倦情绪。

　　而在中国，社交焦虑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心理问题。一个保守估算的数字是，每10个人中就有1人或多或少遭遇社交障碍的困扰。在这个强调彰显个性、表达自己的社会里，崇尚讷言敏行的中国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社交危机。

　　在这个每年以约1500万人的速度城市化的中国，人们时常感到身处于繁华都市中的“孤岛”，渴求真诚的交流。但同时，为什么众多人感到对社交缺乏信心，甚至对人际交往感到厌倦和逃避？而我们又怎样才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跨前一步，拥有健康而又精彩的社交生活？

　　“3000万”人的社交困扰

　　社交焦虑正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步子迈入你我的生活，而我们却对它一无所知

　　本刊记者/陈薇

　　戴着墨镜、捂着口罩，一名青年男子匆匆走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间诊疗室，还没有与医生打招呼，他便径直走向窗口，拉上窗帘，阻挡了温暖的阳光。

　　“你害怕吗？”精神科教授张新凯这样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是反问了一句：“你看我，像装在套子里的人吗？”

　　这位年轻人怀疑，契诃夫笔下那位即便是在晴朗天气里也要穿雨鞋、带雨伞、穿棉大衣的小说主人公别里科夫，一定是得了和他一样的病：社交焦虑。不过，可能也不是——因为别里科夫至少还能与人争辩，而他自己却连医生都不愿见。

　　社交焦虑，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恐惧或忧虑的精神状态。美国社交焦虑症协会甚至指出，全球约有7%的人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症，平均每100人中有13人在一生中有发病机会。但更普遍且广泛存在的现象是，人们并未觉得自己达到疾病的程度，但却无时无刻不被与人打交道的问题烦扰，一个保守且被广泛报道的数字是，中国每10人中约有1人或多或少有社交焦虑方面的困扰。社交焦虑，已成为当今世界继抑郁和酗酒之后排行第三位的精神健康问题，而在社会急剧前行的中国，可能受此波及更多。

　　“震惊”的8.15%

　　201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公布了国家973课题——社交焦虑障碍的生物学标记及临床意义调查研究结果。调查由华西医院副院长、心理学专家张伟组织，历经4年、覆盖了成都几十万大中学生。调查数据显示，社交焦虑障碍在13至24岁之间的成长阶段就开始大量显现出来。

　　“不敢去食堂打饭，害怕、脸红、心慌”，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生邱昌建讲诉他在调查中遇见的一位大一男生。“他还不敢和小卖店售货员说话、不敢去教室自习，不得已，在上大学一个多月后被迫休学。”

　　最终，被抽样出的2279名成都地区被调查大中学生中，88名女生、91名男生患有社交焦虑障碍。加权结论是，成都地区大中学生社交焦虑障碍总患病率为8.15%。

　　“很震惊，”中国著名精神医学教授、中国焦虑障碍研究协作小组组长张明园说。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社交焦虑障碍这一单一病种进行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其结论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然而，从我们的印象来看，又应该是有这么多。”

　　“我觉得(即使达到)百分之十都是正常的”，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新凯甚至大胆判断，因为“社交焦虑与社交焦虑症不一样，达到诊断标准、达到‘症’的还是少，但是，社交焦虑大多数人都会有”。

　　在国际通用的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LSAS)中，测试场景包括在听众前表演或演讲、与陌生人会面、在会议上发言、参加聚会、组织聚会等等。而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行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越来越艰难。

　　“在某些隆重的场合感到自己服装色彩的搭配不和谐，服装的样式也不够时髦，顿时像被人家扒光了衣服一样无地自容！”一位职场人士如此表达她的社交焦虑。

　　还有人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忧心忡忡，“本来平时就最怕和别人打交道，但是过年不得不去见亲戚朋友，拜年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但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受城市生活喧嚣与落寞的同时，开始对社会生活产生心理排斥。早在2007年，国内某杂志进行了一次“社交商”读者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60.76%的人认为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社交焦虑；最近一次腾讯·大成网对近700名网友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偶尔会在遇到熟人时遮住自己的脸。

　　北京安定医院焦虑障碍门诊，从以前的门庭冷落到目前每月接诊三百多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中心每月接诊的患者中，约有5%为社交焦虑障碍，比4年前增加了1倍，而且都是“发现自己出现了社交焦虑的问题，主动到医院求医的”。

　　2007年，提出“情商”概念的美国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格尔曼继《情商》一书后再次推出《社交商》，指出“社交商”已成为衡量我们生存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将决定我们将来的走向与可能取得的成就。“28个社交小技巧”“与焦虑同行” 随着媒体、网络上社交焦虑的频繁出现，人们渐渐了解，帕瓦罗蒂挥舞着白手绢，其实是为了克服怯场的毛病；“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脸上的伤疤，来自于小时候医院理疗时被烫伤也不肯开口的自卑

　　社交焦虑，正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速度，走近我们身边。
 

迟来的关注

　　从业49年的张明园教授第一次接触主动来咨询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是一位国有大型企业的人事处长，他托了熟人找上门来。因为工资加级的矛盾，一位女员工在他办公室前吵闹一天，之后他便再也不敢与陌生人目光对视。

　　“那时候哪里知道有这个病，也没有特效药”，张明园只能为病人做简单心理治疗，开了一些减少心慌反应的药物。在精神障碍上，我国的治疗重点一直放在精神分裂症等重精神病上，以至于他所在的精神病医院一度被戏称为“精神分裂症医院”。

　　“你眼看他好起来的时候，就是看他的头是怎么一次一次抬起来的”，由于主动来看这个病的人少，张明园对他印象深刻。这位50多岁的国企干部提出的额外要求是，不要有病历卡、不要有医院记录，“他说我是搞人事的，被人知道我到你这里看过病，我就完了。”

　　这还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故事。直到1985年，“社交恐怖(Social Phobia)”才正式由美国提出诊断标准，被归入恐怖症中。进入中国后，由于“恐怖”一词没有具体对象、不适用这一病症，便从翻译上被学界修正为“社交恐惧”。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它与焦虑类似、症状可以在治疗后缓解，便最终将其定为“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转而并入焦虑症中。

　　相当一段时间，这几个医学名词在中国混合使用、无法区分——在精神卫生资源贫乏的中国，这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

　　“最近十多年，我国的精神治疗才往情感障碍上靠”，张明园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抑郁症首先成为研究重点。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抑郁常与社交焦虑伴随而生。

　　“可能知道他抑郁，但是他为什么抑郁？有可能正是社交焦虑引起的，”张新凯分析，“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社交焦虑而轻生，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2001年至2005年，我国山东、浙江、青海及甘肃4省进行了一次精神疾病患病率、治疗情况和相关残疾的流行病学调查。它也是在华西医院课题之前，唯一涉及到社交焦虑障碍的大规模调查。

　　这次近10年前的调查结论是，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仅为0.175%。

　　“这个数字，低得我都不相信”，张明园教授说。有感于焦虑障碍被忽视的严重性，他在2000年组织成立了中国焦虑障碍研究协作兴趣小组。10年来，小组每年两次讨论、一次讲习，只是组员数增长缓慢，成立初19人，到如今只增加了2人而已，组员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精神科专家。

　　“社交焦虑障碍这一块，相对来看，专业人员还是较少关注，”张明园评价目前的社交焦虑研究现状时说，“在我们国家，社交焦虑障碍是被忽视的一种精神障碍。”

　　听之任之的大多数

　　台湾媒体曾报道，台湾患社交焦虑症的年轻人呈上升趋势。10年前，每100人中有1人患社交焦虑症，而现在每10人中就有1人。

　　同样的趋势出现在中国大陆。“以前来看病的人少，从四十多岁到十多岁点状分布，没法归纳”，而最近十多年的求医者，“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有各种(发展)机会”，张新凯总结说。

　　究其原因，年轻人正处于自我职业发展、社会网络建立、寻找配偶结婚等社交需求比较旺盛的时期，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宅”一族的诞生，因缺乏人际交往而导致社交技能退化，因工作压力过大，对一些应酬场合产生反感，这些都可能导致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是对其他人的排斥，实质上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排斥。“当社交中稍有不完美，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贬低、谴责感油然而生。”心理学家李子勋如此分析。

　　“敏感、完美主义倾向、看重自己的努力、比较聪明”，张新凯深感这一部分年轻人受制于社交焦虑的可惜，“他们就像鞋子里有粒沙子。把它拿掉后，他们就能健步如飞。”

　　除了年轻人群的增长，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韩海英则注意到另一个新情况，“一些人的社交焦虑，并不是出现在青少年或者年轻时，而往往出现在升职之后。他们有了更多与社会权威人士交往的机会，压力也增加，多方面因素导致恐惧增加。”

　　尽管来看病的人多了，但让张新凯和韩海英忧虑的是，愿意且能够接受心理咨询的人仍然是少数。

　　识别社交焦虑障碍的难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患者自身。“其他类型的焦虑障碍，身体上有反应，睡觉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消化不良 (他们)都是看病次数增加的，只有社交焦虑，比一般人看病次数少。”张明园说。原因很简单，在这群希望消失在人群之中的人看来，就连医生也是令他们害怕的陌生人。

　　对那些严重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来说，从发现问题到主动求医，可能需要10年之久。“前5年时间自己抗争，花3年时间在网上搜索，再花1年时间寻找民间办法，半年时间找心理咨询师、中医、神经内科医生，最后才找到精神科医生。”张新凯说。

　　对于更大多数只有些微症状的普通人，正处于听之任之或自己抗争的阶段，一般不会走进心理门诊或精神病院。而社交焦虑障碍的一大特点正是，平均病程20年左右，除了因年纪增长社交需求减少、或是进行有效自我心理建设之外，大多不会自行缓解。

　　这一部分人群究竟有多少？张新凯教授按照自己的推算，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画了一张金字塔图。假定塔尖是符合精神疾患诊断标准、需要进行治疗的1亿人，塔底是基本健康、可以自我心理调适的8亿人，那么，在精神亚健康的中间地带，还有至少3亿人以上。他推测说，以每10人中有1人的标准，至少还有3000万社交焦虑障碍者值得关注。

　　如果综合其他焦虑障碍，我国焦虑障碍的患病人数则无法计数。然而，我国的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疾病社会工作者和职业治疗师等仍然缺乏，以重精神病患者为主的传统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也没有足够的资源配备来为社交焦虑这些相对较轻心理问题的患者、儿童或老年人提供服务。

　　为此，张新凯说：“如果从全民心理健康促进的角度来看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与防治，那么，它的贡献将难以估量。”★

他们的“战斗”

　　他们是谁？他们的“敌人”什么样？生活在这焦虑感交织的社会，他们怎样与“敌”作战？

　　本刊记者/张蕾 陈薇(发自成都、北京)

　　在《纽约客》作者Jose Antonio Vargas笔下，脸谱网(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对社交也有着某种“不喜欢”。

　　“尽管Zuckerberg的目标是让世界开放，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谨慎和内向的人。他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这么去做。他也不喜欢在公共场抛头露面，虽然这种请求越来越多。今年(指2010年——编者注)夏天，在硅谷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一个活动的后台，有一个嘉宾在上台发表演说前的几分钟，转身对Zuckerberg说：‘你不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吧？’Zuckerberg漫不经心地说：‘对。’然后拿起杯子喝了一小口水，望着远方。这使得当时非常尴尬。”(引自译言网对此英文报道的翻译)

　　有社交恐惧的人或多或少会让人觉得古怪。如果你能看见他们的话。

　　有时候你能看到他们。看到他们在众人面前讲起话来声如蚊嗡或者结结巴巴，看到他们一说话就脸红不敢与人对视，看到他们在聚会闹哄哄中躲在角落里把头埋在书里。

　　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他们并不出现在你视野里。你看不到他们偷偷擦着手心里的汗，拼命抑制身体的抖动，把自己封闭在网络世界里以填偿想与人交往的渴望，或者心里对自己嘶吼“怕毛怕”却难以指挥自己的脚迈出家门。

　　他们活在一场或者激烈持久或者讨厌绵绵的战争中。他们要跟自己对“社交”这个“敌人”的“畏惧”抑或“不喜欢”，作战。

　　而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可能就是我们。

　　仇玉涛 26岁，山东青岛人，航海专业大学毕业，做过几份工，却每每遇挫

　　小时候倒算没有(什么重大挫折)， 一直是个乖孩子，性格内向，和人打交道也少。

　　上了大学以后就不同了，突然发现自己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班里活动，系里活动，别人都很活跃，就我自己很呆，没什么特长，也不怎么会和人交际，就连话都不会说。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很多时候因为不会处理事情，觉得自己的表现让人尴尬就选择了逃避。时间久了就觉得离这集体越来越远，像个茧子一样把自己包起来。就像刺猬遇到危险会卷成一团，选择防卫。

　　刚毕业那会儿找工作还算顺利，在青岛港，轮驳公司，港口作业。很不喜欢那里的工作环境，同事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还多都是码头工人熬上来的，性格很粗犷，甚至粗鲁，而我就显得太娇气，在他们面前就是小孩。两个世界的人，但是还必须交流，因为在那里还算个小头目，必须领导他们——他们哪里会服这么一个小孩，一开始甚至都使唤你，所以觉得自己很窝囊，挫败感很重。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就好比一个秀才入了武行，当了军人。

　　在那里受了三年窝囊气以后选择了辞职。(之后)去了深圳一家客运公司，开快艇，从珠海到深圳的客船，像司机一样，还要兼顾船上的人员、乘客的管理。不爱干，不合适。在深圳煎熬了半个多月又辞职了。

　　然后去了一家私立学校，去应聘老师教专业课，觉得这个应该适合我。 (结果)我一上班里就紧张得发抖，嘴都说不清楚话，不停冒汗，别提多丢人了，事先备课我准备的比谁都刻苦，可是上了讲台什么也讲不出来。第二堂课我就走了，招呼都没打。当时彻底崩溃了，收拾好行李准备去死了，不愿意再活下去了。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一个字，怕。做个事情甚至说句话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自己上街都怕，极度没安全感，每天早上上班前忐忑不安，别提多难受了。夜里醒来就开始紧张害怕，怎么面对着一天，紧张的饭都吃不进去。

　　看过几次(医生)。(青岛)哪有什么好医生到了哪里我都是一通倾诉，然后走人。那医生真让我没话说，她根本就不理解

　　我们这些人总是被忽略的。

　　我现在在济南一家精神卫生中心看病，略微好些，但没我想象的那么好，医生只是开药，劝导的话都不多我现在只能去相信那几片药了。其实心病还需心药医。

他们的“战斗”

　　他们是谁？他们的“敌人”什么样？生活在这焦虑感交织的社会，他们怎样与“敌”作战？

　　本刊记者/张蕾 陈薇(发自成都、北京)

　　在《纽约客》作者Jose Antonio Vargas笔下，脸谱网(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对社交也有着某种“不喜欢”。

　　“尽管Zuckerberg的目标是让世界开放，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谨慎和内向的人。他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这么去做。他也不喜欢在公共场抛头露面，虽然这种请求越来越多。今年(指2010年——编者注)夏天，在硅谷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一个活动的后台，有一个嘉宾在上台发表演说前的几分钟，转身对Zuckerberg说：‘你不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吧？’Zuckerberg漫不经心地说：‘对。’然后拿起杯子喝了一小口水，望着远方。这使得当时非常尴尬。”(引自译言网对此英文报道的翻译)

　　有社交恐惧的人或多或少会让人觉得古怪。如果你能看见他们的话。

　　有时候你能看到他们。看到他们在众人面前讲起话来声如蚊嗡或者结结巴巴，看到他们一说话就脸红不敢与人对视，看到他们在聚会闹哄哄中躲在角落里把头埋在书里。

　　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他们并不出现在你视野里。你看不到他们偷偷擦着手心里的汗，拼命抑制身体的抖动，把自己封闭在网络世界里以填偿想与人交往的渴望，或者心里对自己嘶吼“怕毛怕”却难以指挥自己的脚迈出家门。

　　他们活在一场或者激烈持久或者讨厌绵绵的战争中。他们要跟自己对“社交”这个“敌人”的“畏惧”抑或“不喜欢”，作战。

　　而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可能就是我们。

　　仇玉涛 26岁，山东青岛人，航海专业大学毕业，做过几份工，却每每遇挫

　　小时候倒算没有(什么重大挫折)， 一直是个乖孩子，性格内向，和人打交道也少。

　　上了大学以后就不同了，突然发现自己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班里活动，系里活动，别人都很活跃，就我自己很呆，没什么特长，也不怎么会和人交际，就连话都不会说。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很多时候因为不会处理事情，觉得自己的表现让人尴尬就选择了逃避。时间久了就觉得离这集体越来越远，像个茧子一样把自己包起来。就像刺猬遇到危险会卷成一团，选择防卫。

　　刚毕业那会儿找工作还算顺利，在青岛港，轮驳公司，港口作业。很不喜欢那里的工作环境，同事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还多都是码头工人熬上来的，性格很粗犷，甚至粗鲁，而我就显得太娇气，在他们面前就是小孩。两个世界的人，但是还必须交流，因为在那里还算个小头目，必须领导他们——他们哪里会服这么一个小孩，一开始甚至都使唤你，所以觉得自己很窝囊，挫败感很重。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就好比一个秀才入了武行，当了军人。

　　在那里受了三年窝囊气以后选择了辞职。(之后)去了深圳一家客运公司，开快艇，从珠海到深圳的客船，像司机一样，还要兼顾船上的人员、乘客的管理。不爱干，不合适。在深圳煎熬了半个多月又辞职了。

　　然后去了一家私立学校，去应聘老师教专业课，觉得这个应该适合我。 (结果)我一上班里就紧张得发抖，嘴都说不清楚话，不停冒汗，别提多丢人了，事先备课我准备的比谁都刻苦，可是上了讲台什么也讲不出来。第二堂课我就走了，招呼都没打。当时彻底崩溃了，收拾好行李准备去死了，不愿意再活下去了。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一个字，怕。做个事情甚至说句话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自己上街都怕，极度没安全感，每天早上上班前忐忑不安，别提多难受了。夜里醒来就开始紧张害怕，怎么面对着一天，紧张的饭都吃不进去。

　　看过几次(医生)。(青岛)哪有什么好医生到了哪里我都是一通倾诉，然后走人。那医生真让我没话说，她根本就不理解

　　我们这些人总是被忽略的。

　　我现在在济南一家精神卫生中心看病，略微好些，但没我想象的那么好，医生只是开药，劝导的话都不多我现在只能去相信那几片药了。其实心病还需心药医。

　张晨光 19岁，成都人

　　刚到重点大学报到两个月就休学了，原因让家人不能接受：他不敢到食堂打饭。

　　“一到食堂看见那些人就紧张，害怕，脸红，心慌。”

　　同样的原因，张晨光也没办法到教室去上课，不敢去小卖店买东西，只要是有面对面的交流，他就没办法完成。

　　其实他高中时就很少去学校，都靠自学。但因为在家食宿可以解决，那种对社交的畏惧还没有威胁到他的生存，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显现出来。

　　直到大学食堂引爆了他对社交的畏惧。

　　吴婷 49岁，工作于成都某大型国企

　　吴婷18岁那年，毕业分配到这个单位，被委任为团支部书记。刚上任不久，就跟着党支部书记出去开会，只带着耳朵去听会，没做记录。回厂后，开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团支部书记也要坐到主席台上，党支部书记把会议精神传达完了之后问她：“我们一块儿开的会，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她一下子蒙了，刚刚工作什么都不懂，站到主席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此，吴婷开始害怕开会。从此，她不敢当众说话——她的概念里，人数为五即为“众”。

　　可她的工作成绩不错，在岗位上工作几年就会被提拔。每每这时，她就申请调去别的部门，又从最基层的员工干起。几年过去又出现升职机会，她就再换岗位。如此这般反复。

　　到38岁这年，提拔再次降临，她还想逃，但这次逃不了了——年龄大，调不动了，再无部门愿意接收她。

　　后来她去看了心理医生，用三个月的时间治愈20年的固疾。之后就“回去当官去了”，一个迟到的“官”。

　　马科在家茧居两年，靠母亲微薄收入度日

　　我性格很孤僻，从小不爱说话，走上社会后换了几份工作，最后都是因为不能融入集体， 后来干脆待在家里。

　　我的身体比整天在外边跑的人只会好不会差，一技之长也有，而且对这一技之长的自信无以复加，关键是其他方面没自信。任何人上班的时间里，真正发挥特长的时间都是占少数，社恐其实都是败在剩下那些并不能体现出特长差距的时间里，比如待人接物、业余应酬、沟通等等，不然我也不会想在家赚钱，我一个人的时候做事很麻利。

　　我跟人只要不熟还是没问题，就怕一回生二回熟。就说买菜这事，我今天在小贩甲这儿买了白菜，明天路过如果他正好看到我，我肯定不好意思去别人那儿买白菜，又为要跟他打招呼犯愁，两头难，其实人家都未必记得我，但我就是控制不住强迫思维。

　　(还)比如上班第一天都挺好，第二天就不行了，毕竟彼此认识了，尤其是跟别人目光对接的时候，不打招呼不是，打招呼也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表情，越熟悉越紧张。其实我心里是很抗拒寒暄的，什么“早上好”“吃了没”这些废话我觉得特虚伪。但是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真才实学要有，但其实有个七八分就够了，关键是交际手腕要高，脸皮够厚。真正混得好的往往是油嘴滑舌能力一般的，而那些能力十分的闷罐子到头来反而却只能被老油条使唤。谁都知道做技术的永远没做管理的有钱，什么MBA就是专门为老油条准备的。其实技术人员更辛苦更需要智商，管理人员可以完全不懂技术，但是现实就是这么不公平，社恐就是做底层的命。这世上有100%靠交际的职位，但没有100%靠技术的职位，哪怕社恐能应付工作中99%的技术问题，也会倒在那1%的人际问题上。”(本案例自述引自百度“社交恐惧症吧”)

　　彭湃 25岁，大学毕业生，成都某医药公司销售经理

　　出于工作需要，彭湃每天都要运送货物，这本是正常工作，但对他来说却有点障碍。

　　彭湃怕跟出租车司机谈价格。每次拉货问司机要多少钱，司机说了价钱，明知道很贵，但他束手无策，只能答应，上了货拉起就走。

　　还比如去买烟，他明明知道别的烟摊是8块钱一包，但这个烟摊要10块，他就给人家10块钱马上就跑了。“为什么不敢讲呢，旁边就是8块？为什么不敢不买呢？”他也后悔。“就跟人家谈谈价有什么不可以呢？”但他偏偏就是不敢。

　　医生建议彭湃看电影《保镖》，学习其中的自我评估方式。女歌手对凯文·科斯特纳扮演的保镖起初并不信任，因为后者西装革履，不像其他的保镖那样虎背熊腰看着有威力。但凯文对女歌手说，“外形仅仅是伪装”，评估要更看重内在，相信受过规范化训练的背景比仅仅身材强壮更有竞争力。

　　电影让他想明白了，“实际上，谈价过程中就是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嘛”，“我是个大学毕业，我是本科生，我还是营销公司的副经理，开车的就是个初中生高中生，我文化程度比你高，我可以跟你谈价。”

　　一部电影戏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彭湃就这样努力着，学着克服自己那个特定的社交焦虑障碍。

　　蒋元 37岁，成都某制药企业工人

　　本来，蒋元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大学讲师，可一讲课就紧张；于是换到实验室工作，可实验室有时也要带学生；于是他就跳槽到企业，跟机器打交道，可因为是业务组长，还要管几个人，这对他有点难；于是，他干脆只做工人。

　　脸红，出汗，全身发紧，结巴症状在“权威人士”面前就更强烈些——所谓“权威人士”，主要是单位领导。

　　工作对他来说，很难有长性，他在频繁的跳槽中，境地越来越差。

　　他不甘心，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能力也很强，只是不会与人沟通。他专门去学习了心理咨询，知道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但是，“给别人做教育和沟通都行，但用在自己身上就不行。”

　　他的逆向跳槽持续了将近20年，“一味地在退，超过了底线”，近些年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工人的收入让他感觉窘迫。

　　“升无门，退无路”，他痛苦万分。

王艾 17岁，河南信阳人

　　打小“见人就怕”的他，生人熟人都怕，对爸爸妈妈，“一般不怕，不过有时也会窒息的”，更不要说去看医生，医生也是人啊——“怎么敢去”？

　　“俺有时候在家里看着窗户外面的人说话我都害怕，不敢看了。”网络是他通向外界的唯一渠道。

　　“说真的，我也只有在网上敢这么说。出去了你打死我我都不敢的。”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懂，只是紧张而不会表达”，“反正我感觉社恐的人在外面，别人都把你当作不懂事的小孩”。

　　对于幸福，王艾想：“找老婆也要找社恐的，然后不生孩子，一起找个地方隐居，幸福到老。”

　　有病友质疑：“社恐还会幸福吗？”

　　他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不用出门。不用接触人事，我想会的。 只活心情，不活人生。”

　　张超 22岁，河南洛阳，工人

　　大概两年多前，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吃饭。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等，无意中一个眼神交汇让我觉得尴尬不已，在那时，我知道自己有目光恐惧。而后发展到社交恐惧时，我在朋友聚会时充当旁听者也会满心焦虑，还有好几次陷入一种绝望的痛苦。

　　去年8月，一个朋友约我见面，骑着摩托车要来载我回家。我不敢拒绝，等他的时候，开始想对策。突然，我感觉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逃避，而是应该尽心尽力去贴近周身世界。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先不考虑过程，而是先设想结果：想象自己已经完全走出困境，在那种状况下，我音容笑貌、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我想象我回到家里后的一切生活细节，让自己的心有个惦记

　　这种一瞬间转变的想法，突然让我如释重负。这是一种精神的升华，一种美妙的感受，我叫它釜底抽薪。当然，这还只是第一次，远远不够。

　　社交恐惧是一种现实的状态，我没有办法去推翻，所以我要做的不是克服，而是替代，找一种更轻松更合乎我意愿的心态去替代。我曾经想，人活着需要吃饭睡觉，我自己可以满足自己，所以根本不用和其他任何人去交流。但是，如果有一天一只老虎追我追到河边，但推动河边的小船至少需要两个人的力量，这时候我需要人合作才能生存，而合作就是一种社交活动。我们不要刻意去想如何同别人交往，只需要想怎么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社交上的事自然而然就没有问题。

　　社交恐惧的人都在想恐惧，而不焦虑的人想的是我接下来干什么。 ★

　　(本刊记者易小荷对本文亦有帮助。尊重受访人意愿，部分人使用化名)

谁令我们社交乏力？

　　在当前急剧变革的社会时期，挖掘恐惧基因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更具普遍意义

　　本刊记者／杨正莲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1623年，英国诗人约翰·邓恩 (John Dunn)写下如此打动人心的诗行时，他已被身处上层的朋友们抛弃，并在疾病缠身和穷困潦倒中品味心灵深处的焦虑。

　　社会交往本来是人类最主要的活动之一，但因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却占据着许多人的心灵，以至于无法走出灵魂深处的那片孤岛，甚至为此焦虑成疾。

　　社交焦虑障碍的发展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的研究在遗传基因、气质特征、父母影响、早期创伤、认知倾向等方面都有不少进展，而且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开始为人所重视。

　　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社交焦虑障碍毕竟主要还是心理问题，在个人认知趋向现代思维的过程中，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当前急剧变革的社会时期，挖掘恐惧基因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更具普遍意义：今天，我们到底为何会恐惧？

　　滞后的人格心理

　　窦文涛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谈话节目独树一格并颇受欢迎，但社交场合让他很不自在。“实际上我们家的人都有点社交恐惧症。”他在2010年11月9日播出的节目中坦承，“平常对我来说，哪怕是中间有不认识的人去吃饭，我这个心力的付出特别大，对我来说是个特别费劲的事。”

　　窦文涛自认为是一个自闭的人。与窦文涛可以在职业角色中从容表现不同，许多人甚至因此影响工作升迁和日常生活，他们怕见陌生人、怕难为情、怕表现自我，甚至出现逃避行为。这种内向、害羞、自卑的性格特征，被认为与社交焦虑障碍关系极大。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谦虚、内敛和不张扬，这些人格特征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社交规范。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孔孟儒家文化，告诫人们“巧言令色，鲜矣仁”“祸从口出”“沉默是金”，要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种文化代代相传，甚至内化为民间谚语和口头禅。在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看来，这种不善于言辞、不善于交往、不喜欢展示自己的文化影响非常大，“甚至在我们对后代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已经习惯于这种不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

　　罗教讲已经有30年的教龄了，他做过多年的努力想要调动课堂气氛，鼓励学生发言甚至可以不举手随时表达意见，“但是组织不起来，做不到，没办法”。

　　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经历了多次变迁。从传统中国重亲情、崇礼制的交往，转为“单位人时代”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的平等交往，又转为现在“陌生人社会”更趋复杂、更多手段、更富“工具理性”的人际交往。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型塑出来的内倾人格特征，并不能立刻随之转化，并且不断通过教育和民间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深刻而广泛地存在着，这种人格心理的滞后让人们在变动的社会面前不断遭遇尴尬。

　　亦因此，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的70后、80后、90后们，在走向社会时却发现，情况已经变了：他们找工作时需要展示自己，职场升迁需要表达，官员提拔也需要去讲演。

　　“各种需要演讲的场合越来越多了，如果言语表达不行的话连工作都找不到，对象也找不到，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罗教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求人们能说会道，要求人们必须彰显个性、表达自己，但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训练出来的。“本来就缺乏训练，对自己的语言表达不自信的人，现在却要被迫拉出去接受竞争，这种压力使得很多人产生畏惧感。”罗教讲认为，“这里有一个社会人的要求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冲突，引起人格上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结果就是社交恐惧。”

　　但年轻人的压力绝不仅于此。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一胎”政策，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独生子女。当他们在小太阳小皇帝般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后，社会却开始质疑他们的“自我、自主”，质疑他们是否能够担当重任。

　　“从文化心理上来看，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思维误差和幻觉了，实际上社会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强，只是人们的怀旧心理认为以前的好现在的不好。”罗教讲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剔比前人更甚，“所以他们产生心理失调的可能更大，社会的发展让人畏惧退缩。”

　　成长的创伤

　　北京安定医院焦虑障碍门诊韩海英博士在接诊中感觉到，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担心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评价，非常关注别人的反应，“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十全十美，不能让别人嘲笑或批评”。一个不无巧合的事实是，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或母亲，他们从小被严格要求并饱受指责，导致自卑心理比较强。

　　北京海明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陈丽甚至认为，今后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心理问题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交焦虑障碍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问题。“你想想，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多少战争和动荡，包括反右和文革的创伤，往上数个两辈三辈的，每个家庭的父辈祖辈都有代际创伤。”

　　这种心理创伤的直接影响是，人际关系紧张、扭曲、异化。尤其在反右、文革等非正常时期，儿子打爹，学生打老师，兄弟反目，夫妻互斗的惨剧屡屡发生，人们被迫要“怀疑一切”。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非常关注社会结构变化，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社交出问题很大的原因主要是信任结构出现了问题，“与信任结构瓦解密切相关，尤其是公权力的信任崩溃。”她说，“谁敢随便相信谁？甚至是朋友、熟人都不敢随便相信，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互不信任的后果是，相互交往越来越少，坦率的交流成为稀缺。尤其在当今房价飞涨，许多人居无定所，人员流动频繁的背景下，人们被迫去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生活环境，还得适应快速变化的人际关系。

　　“快社会”的稀薄交往

　　“现在人的压力大，父母顾不上孩子，老师也顾不上孩子，谁也顾不上谁，交流越来越少。”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从事神经症研究与治疗多年，尤其令他感慨的是，眼看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再加上连周末都要经常加班而忙到顾不上孩子的“假留守”，让“本来应该是最好的老师、最安全的力量、最稳定的支持”的父母缺位。

　　尤其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缺乏跟同龄小伙伴交流的机会。“不管是情感交流，还是社交模式的学习上，这一块都是会欠缺的。”陈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以前住在院子里面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平房，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的交流机会更多，而现在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高楼大厦可能使得这个病比以前相对多一些。”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刘兴华曾经专门研究过社交焦虑障碍，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个爱好交往的家庭对小孩的成长会比较好，“但是这样的家庭在大城市越来越少，现在的家庭不善于交往。”

　　通讯和网络的发展，看起来应该是人们社交的福音。尤其是最近十年，陪着互联网一起成长的这一代人发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可以不用知道对方是谁，也无须在乎对方的表情、眼神和动作，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不仅更加容易，他们甚至还可以不跟人见面就能挣钱谋生。这本来应该可以帮助人们扩大交往范围，使得交往形式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克服焦虑情绪。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沉溺于网络却疏于现实交往，这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科技、网络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但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回避面对面的交流。“在网上聊得很投机，往往下线之后和人交往的问题显得更突出。”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虚拟社区不能替代实际的人际关系，“不是替代关系”。作为社会动物，人与人的直面交流是无法被替代的。
 

面对社交，我们可以不焦虑

　　社交焦虑的最终解决，不仅依赖个人对自我的接纳，更依赖整个社会对“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理念的融入与消化

　　本刊记者/陈薇 杨正莲

　　2009年7月，香港一名18岁的送货工人在房间自制手榴弹时突然发生爆炸，左手掌被切除。事后得知，这名青年患有社交焦虑症，从2007年起便沉迷于制造炸弹以舒缓焦虑。

　　随着越来越多社交焦虑患者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开始发现，社交焦虑不只是令患者个人备感煎熬、生活受阻，当他们背过身去，主动成为社会陌生人，留下的是一片不能忽视的阴影。

　　社交焦虑的社会成本

　　早在1996年，美国学者发布《全球疾病负担报告》，预计全球疾病总负担的14%源于神经精神疾病。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已经超过传染病、心血管疾病或肿瘤，在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

　　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常常也是抑郁症患者。在首次发病年龄小于15岁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中，七成的患者共病抑郁，四成患者共病酒精滥用。裹挟着社交焦虑的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常因情绪相关的不良身体症状反复就诊，耗费基层医疗资源，增加社会负担。

　　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交焦虑加深着社会隔阂。因为社交焦虑，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之间也丧失了越来越多的交流空间，最终放大社会对立的危险情绪。

　　“现在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自然交往就少，这些人很难跨越制度性障碍。”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事实上，社交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暴露的是这个社会的健康状况。

　　社交焦虑还可能继续发展为“社会焦虑”，令社会弥漫着焦虑不安的情绪与浮躁氛围。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134名受访者中的34%经常产生焦虑情绪，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当这种压抑、紧张等非理性情绪聚焦到一定程度，甚至可能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最终释放。

　　为焦虑“剥洋葱”

　　根据目前研究，大脑内某些物质、遗传与家庭环境、个人性格、生活经历等等，都是引发社交焦虑障碍的可能因素，对于个人来说，可针对这些因素来主动调节社交心态。

　　“(社交焦虑者)要充分认识到人格的形成是有原因的，借助于性格分析、精神分析解读自己，用‘剥洋葱’的方式重新生长一回，把痛苦的东西表达出来。”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表示，要想解决社交焦虑，首要是接纳自我。

　　精神科医生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帮助患者们“剥洋葱”，找出产生恐惧的关键“扳机点”。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新凯曾遇见一位特别害怕与男朋友并肩走路的女孩。他与女孩交谈后发现，女孩子担心男朋友看到自己咽口水，进而认为自己很兴奋而不正经。

　　“剥洋葱”的结果是，女孩最后告诉张新凯，她的恐惧很可能是来自于儿童时期的一次出丑。小学时，她在一场演出中跳舞，裙子却不小心滑落下来。

　　“如果当时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安慰她说这不是一个太大的失误，或者说别的同学也有失误，把这个小尴尬补起来可能就没事了，而这其实一点儿也不难。”张新凯说。

　　“社交焦虑应该在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生邱昌建同样表示，首先要从家长、从老师的启蒙教育做起，让他们有意识地注重孩子的心理保护。

　　“比如对孩子说，叫叔叔。如果孩子不叫，家长就责怪，你为什么不叫叔叔？其实，可以告诉孩子，如果你叫叔叔，叔叔会觉得很开心；而如果责怪说，你有毛病，这么大了，人家都叫叔叔你为什么不叫？便可能出现问题。”在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看来，这种责怪可能让孩子从小不接纳自己，埋下社交焦虑的种子。

　　这也体现了我国当代教育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不尊重个体原来的样子，而是要依照我们设定的好孩子的模式试图改造孩子。”

　“以人为本”化解焦虑

　　与中国相比较，美国、德国等国家对社交焦虑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更为充分。对于克服社会焦虑障碍的方式，与应对其他精神类疾病一样，仍主要依靠采取药物和心理治疗两种方式。药物治疗方面通常会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抑制剂、阻断剂及抗抑郁药物。它们对于调节情绪效果明显，但同时也存在着副作用。而类似于“剥洋葱”这样的心理治疗方式，仍是不可替代的解决之道。

　　事实上，心理治疗对社交焦虑障碍来说，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对儿童和轻微症状者而言，这是首选。目前常用的、比较有效的心理治疗是认知行为治疗，通过社交技能的训练改善人的社交技能，提高社交信心；通过暴露干预治疗可以降低患者社交时的焦虑。

　　但事实上，这种治疗方式不只是心理诊所或精神科医师才能提供，有社交焦虑的人往往需要从社会各个地方获得帮助。目前，国内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足。但也有一些机构或团体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需求，并开始着手构建这样的帮助体系。

　　在杭州和深圳等城市，一些学校开始尝试在班级设立心理委员、探讨中学心理健康“同伴互助模式”的可能；在网络上，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爱维心理社区、阿尧心理互助网等等，成为网民互助互济的平台。一些高校也越来越关注大学生的精神健康状况，开设心理教室。

　　“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要鼓励学生不受限制地表达自己”，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罗教讲教授说，他们所做的心理咨询培训，便是有针对性地培养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是思维的训练，表达力也能有效增强社交能力。

　　除此之外，要想真正缓解社交焦虑乃至其他精神亚健康问题，还是要致力于社会整体关怀的建设和努力。焦虑本来是人们对于陌生人群和场合的正常适应行为，而社交焦虑无疑是一种过度保护。而人们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也加剧了心理上的焦虑感。

　　因此，从环境诱因入手，为了根本消除集体焦虑，仍需更好地解决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建立公平有效的分配机制、共享社会成果。

　　“我们应当从教育、从人际关系，从社会健全等各个角度，建立一个良性环境。一个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一个诚信的社会，才可能使民众心理健康。”孙时进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