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人际生态

报载汉口火车站竖着这样一块大型蓝色提示牌：“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当一名外地游客想问路时，结果别人指着这块牌子而不搭理。火车站毕竟是一个城市的门户，一个外地人下了车，就等于进入了这个城市。结果这个城市在大门口欢迎他的，却是这样一个闭门羹。不是吗，问路的往往是初来乍到的外地人，这等于是要武汉市民别理睬他们。武汉也算一个大都市，但，这个牌子给人的观感很不好，它会让人想到这个城市的人际生态，看来很有问题。

不过，我们这个社会如果人际生态有问题，肯定不止武汉一个，武汉还算是用提醒的方式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一点。更恶劣的是上海，这是最近的报道：一位白领身份的私家车主，好心援助了一位求助的“病人”，谁知此病人是交通行政执法用来钓鱼的“钩子”，结果该车主因涉嫌黑车营运交罚一万元。其间，当车主申辩自己是好心帮忙，因为那个人说自己胃疼得厉害，来自对方的质问是“他胃疼关你什么事？”这就是在所谓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发生的事，而且用“钩子”勾引私家车主上钩的事，在报道中已经远不是这一例。

就汉口的那块牌子而言，它已经很好地写照了刻下我们这个社会很真实的人际生态，它正在发生某种病变，一种信任体系呈负增长的病变。人是社会生物，社会是用来住人的，人要在这个社会中住下去，那么，就离不开人际间的交往。交往则必须依存这样几个条件：信任、同情、互助。如果说汉口的牌子无意识中是在遏制一种正常的人际交往，它凸显了我们社会中正在蔓延开来的信任危机；那么上海事件更险恶，它不啻是在社会病体的信任创口上擦了一把盐，又彻底打掉人际往来上的同情与互助，并昭告：谁这样做，谁倒霉。

面对这样一种日趋恶化的人际生态，我想提出一种比较。今年五月，我有过一次台湾行。作为一个大陆人，台北的一切我都是陌生的，十来天时间，免不了寻道问路之类的事。我的感觉，台北人大都是那么礼貌、温和、耐心，甚至主动。当你向他（她）致谢时，对方总是回答“不会”（即大陆的“不用”）。一次乘地铁，要在台北车站换线，当我问身边一位女孩下站是否台北车站时，我没注意她正在和别人通话，便有点歉意。但她停了下来，说不是，接着又打，接着又停下来告诉我，她也是在台北车站下，让我放心。下一站快到时，她的电话并未结束，却用手势示意马上就到了。到站后我先下车，正要上电梯，又听她在身后叫我，问我是往哪里走。因为这一站像上海人民广场站一样，是个枢纽站，各路地铁都在这里交汇，上上下下，很容易搞错。其时，她的电话还未结束。我告诉她这里我知道，并向她致谢，她客气地回了一声“不会”，就打着电话走了。台北肯定没有“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刚才只是我遇到的诸多事例中的一件。那里的人际生态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一天，我们同去的三位大陆人在台北街头边走边聊，其中一位朋友由感生叹：“台北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没有敌意。”

一个彼此信任、同情和互助的社会是令人神往的。人无信不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互助在俄国克鲁泡特金那里，甚至是人类进化中的一种生存本能。作为群的动物，一只猴子变不成人，一群猴子才能变成人。这就注定了人类这个群之中的个体互助性。可是，汉口的那张牌子分明告诉我们，这一切已经遭受破坏。那么，到底是谁在恶化我们的人际生态呢。如果把上述两件事并置，不难发现这里隐含着的因果。权力，已经黑道化了的权力——就此事而言，就是上海交通行政执法的权力——是它，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起到一种恶劣的破坏作用。正是它的作为，导致甚至唆使人际间的反信任、反同情、反互助。请看那位张先生事后的表白：“我错了，我不该有同情心，不该三十多了还这么天真，不小心就带来不认识的人，我一介P民还想和雷锋同志叫板。”

这里必要叫板的是，权力有其恶的天性，关键在于制度能否对其限制和防堵。汉口那块牌子所表征的社会病变，其病源不是“道德因”，而是“制度因”。值此，制度不应回护权力，而是反转身来，对自身内部业已黑化了的权力，依法追究，以补世风，以挽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