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国王，长着一对驴耳朵，每次理发后就把理发师杀掉。到最后只有一个小学徒了，国王为了以后还有人给他理发，没有杀小学徒，但告诉他一旦泄露秘密，就把他杀掉。小学徒向国王发誓，一定要保守秘密。当小学徒忍耐了相当长的时间后，他觉得再忍下去实在是痛苦难当。可是，如果不遵守誓言的话，就有被杀头的危险。他觉得实在忍不住了。为了摆脱这一痛苦，他在地上挖了一个洞，然后对着地洞大声喊了好几遍“皇帝长的是驴耳朵”。第二年春天，满山长出的芦苇，被风一吹，声音都是“国王长着驴耳朵”。
这个故事，再听一遍一定不觉得怎样，也许会想：有什么心事是必须有形表达的呢？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那么微妙，渐渐地就会发现有些心事是一定需要有诉求对象的，在心里默背上一百遍也抵不上诉诸某种形式地表达一遍。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人是群居动物，所以整个世界越来越城市化，这是符合人类本性发展需要的。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人都需要安全感，离群索居会让人感觉害怕。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害怕孤单，人需要沟通，有沟通才有理解，相互的理解有助于社会的安定。
在谈论情感的话题时，人们常常感到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少了一份温情与暖意，大都市尤为如此。
物质文明拓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拉近了人们的物理距离，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物质条件而改变的时候，心理的距离却疏离了。
对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城市化”。如果你有过都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经历，又或者把过往小城镇的生活与现在大都市的生活比较，你会有很强烈的对比。物质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人际交往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方式。
城市化让“家”的感觉淡化了
伴随着城市化的是规模广泛的频繁迁徙，而这种迁徙却影响着人们对“家”的感觉。或许这种感觉并不在我们的“上意识”里，而在“下意识”中。
国人的乡土观念是很强的，迁徙或者是比迁徙更不稳定的所谓“漂”（不定居，到处寻找发展机遇），让很多人寻不到“家”的感觉。 当周遭的一切让人觉得都陌生，都把握不了的时候，会感到势单力薄的“无助”，潜意识中首先出现的是强烈的“自保”。传媒常常报道一些“冷血情景”——警察独斗顽凶，学生勇抓窃贼，行乞者困病路边，路人却作“看客”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我想，“冷漠”与“麻木”除了在道德价值层面上的问题以外，是否有着心理层面的原因呢？我总觉得，如果在一个村庄，看见治保主任抓贼，一定会有人“伸脚拦贼”，谁家大爷摔倒路边，一定有人“出手相助”。
这种不假思索的一呼百应、腾身而起为什么在大都市消失了呢？如果说是“大都市道德沦丧”，恐怕没有人会举手同意。我们说乡间总可以见到“民风淳朴”，民风淳朴背后是什么？我觉得有心理的因素，他们不会“陌生”、“无助”，他们“把握得了”，所以毫不犹疑，挺身而出，担当道义，救人危急。
当周遭的一切让人觉得不属于自己，与自己无关的时候，就会产生“失责任心理”、“失人格表现”。记得最近听到一种分析，说大都市的市容混乱就是因为大都市的人群缺乏归属感。我觉得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即使不是主要原因，也是重要原因。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家园，只是一个追梦的地方、一个冒险的乐园、一个获取资源的地方。你一定会发觉现时很流行的口号——“ｘｘ是我家，卫生靠大家”、“ｘｘ是我家，治安靠大家”，这就是大都市对家园感觉的呼唤。不是说卖什么吆喝什么吗，我想，有时你可以反逻辑地推断，吆喝什么缺什么。
城市化使“沟通”隔阂了
都市充满了五光十色，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人们终日奔波，烦恼当然并不见得就少，自然需要倾诉与排解。亲人却或许还在应酬、朋友却也许远在天边，邻居？可能是另一个陌生的漂泊者。偌大的都市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地方，茫茫人海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通讯工具让人们联系更为方便了，但是手里一大串的电话号码不是“同事加竞争对手”就是“商业伙伴加角逐劲敌”。
我认识一个在商界打拼的朋友，住在一个高级会所。用他的话说，邻里间，说不清谁在全国有业务，谁把飞机当巴士坐，赶集也要出趟国。职场上，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死穴，同僚只可以饮酒唱歌。整天穿着躯壳，戴着面具去竞争。知道深浅的是谁？远在美国的中学同学！所以每逢有什么心事，只有拿着越洋电话，坐在优雅的落地灯前悄声倾谈。于是，安全放心，亲密无间。
说到这，恐怕就可以理解电台的深宵热线之“热”见怪不怪了。人们为什么和素不相识的节目主持人倾心诉说？因为社会生活中的沟通出现了隔阂重重。
为什么社会生活中的沟通出现了隔阂？我想，在物质生产水平不高的时候，人更多的是与自然抗争。体力密集型的生产，意味着人的密集，劳动总是群体化的。“千军万马”热热闹闹地工作，与人配合的是人，其中的人－人对话使人们在工作中有着足够的畅顺的情感交流。物质生产水平提高了，智力密集型的生产中，意味着技术的集约，劳动却成了个体化的独立活动过程，“孤身一人”冷冷清清地工作，与人配合的是机器、设备，人－机对话使工作失去了原有的情感交流。与体力密集、自给自足型的生产相比，智力密集，社会化的生产形成了高度的反差，整个生产劳动过程更需要全社会的协调，而具体的劳动过程却越发个体化、独立化了。更为不同的是，前者会对人力表现出大量的需求，而后者表现出对人力的淘汰。于是乎，随着社会化联系的密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节制关系渐趋强烈（说难听点，多了点“你死我活”的味道）。这无疑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防卫。因此，倾诉的对象不断失去，甚至越是联系密切，越难以推心置腹。这样一来，人们只有寻找素未谋面的人尽情倾诉，电台热线、网络聊天也就应运而红火。试想如果你在天桥逮住某个陌生人，猛向人家诉说你的高兴或者不幸，如果对方正常，他的回应大都可能是“这人有病”。我们真的“有病”吗？
城市化“交往”改变了
小时候，经济不发达，商业不繁荣，为解决不时之需，向邻屋陈家借两升米，问后院李家要半碗酱油是常有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在“小朋友”家串门，是傍晚太阳刚刚下山的时分，四下升腾起炒菜时的油烟味，刺激着我的味蕾。一向不爱吃包菜的我，闻到了“小朋友”奶奶炒包菜的香味，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口水就不争气地一个劲流起来，还不好意思直接问邻居奶奶要，虚情假意地推辞掉“小朋友”的盛情邀请。回家之后，看到自家刚刚出锅的小青菜，却无论如何也提不起食欲来。最终，告诉母亲自己想吃的是包菜。这可让母亲犯了愁，菜市场早就没了人。吞吞吐吐地“提醒”母亲：邻居家奶奶炒了包菜！母亲乐呵呵地走出院门，时候不大，一碗喷香的炒包菜就端了回家。记忆中，那晚的包菜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珍馐。
长大后，搬到了楼房里。几乎是一年之后，才知道对门住的也有一位老奶奶，却再也没有“串过门”，偶尔，从对面也会飘来诱人的饭香，可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央求母亲去端点回来了。
人际来往互动的改变是否在一定意义上消减了互助、共享，或者是改变了互助、共享的方式呢？
都市生活的人们在交往方式上有着更多微妙的改变。又比方说“拜年”也不兴了，电话、Ｅ－ｍａｉｌ 、短信等方式正在取代“拜年”，甚至连孩子们的闲暇交往也彻底改变了，没有了“过家家”的角色扮演，没有了“捉迷藏”的巧智追逐，代之键盘敲击出来的《天涯》、《传奇世界》虚拟三维角色和出神入化的《反恐精英》国际团队群殴。
舒适了，方便了，快捷了，新奇了，刺激了。但是，不亲切了，不温馨了，不真实了。情感体验失去了它很珍贵的东西——“亲历性”。作为儿女，你或许不止一次接听过你父母的同事、朋友的电话，但是你不会熟悉他们，你的生活世界的这些“世叔”、“世伯”、“伯母”、“阿姨”仿佛虚拟。作为夫妻，你或许不止一次接听过你配偶的同僚、工友的电话，但是你的生活世界却见不到这些“兄弟”、“姐妹”。作为父母，也只能在中秋的月下、除夕的佳肴前，听着孩子点播的《常回家看看》，徒生“图个团团圆圆”的情愫了。 佳节来临，当我们不停地按动按键，把预设的信息发送给各位朋友，又接到无数朋友发来的雷同流行问候时，是不是觉得多少有些敷衍？
城市化使“共鸣”匮乏了
都市的人们享受着舒适的个人世界，有着独立的私人空间。但是，却让激情、共鸣慢慢变得匮乏了。
上高中的时候，女孩子们如春葱似的刚刚长成。于是，班里的哪个男孩子最“酷”，谁最会跳街舞，谁打篮球的动作最帅，谁又是足球队里的前锋……都成了女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对象。女孩子们总能从繁重的课业中像挤海绵似的挤出时间来谈论自己那些斑斓的梦想。花样的年华里，月样的精神伴随着她们走过那段迤逦的岁月。不用担心大人们严肃的目光，也不必理会老师们怀疑的眼神，女孩子之间的秘密足够她们自得其乐，为了表达女孩子之间的亲密，课间就连上卫生间也要一起去。
上了大学，从一个城市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同寝室的女孩子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床边都挂上了“帘子”，一道布帘子似乎就把原本共同呼吸着的空气也分割开了。女孩子们不再畅所欲言，关注的目光不再是同一个男孩子，而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从刚开始的一起上课、一起打饭，到面泛桃花地被心仪的“他”接走，高中时的“叽叽喳喳”不见了，“冷冷清清”倒是真的。
城市化让情感的“关怀”缺失了
物质的富足，生活的城市化，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忙碌”。我们有太多理由忙碌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这些都使我们为追赶科技进步、捕捉各种科技资讯、应付各种变化而疲于奔命。学习、进修、考证、交际、应酬，我们必须忙碌。“忙碌”使人们失去了许多应有的关怀——人们不仅无暇关怀别人的内心感受，甚至也无暇关怀自己的内心感受。
很多时候，一家人一星期见不了几次面的情况并不奇怪，不是一家人，那就更难说了。
城市化造就了人们情感生活的变化，在温暖缺失、关怀流失、找不到共鸣的现实下，现代人丧失了倾诉渠道和可以依赖的情感家园，于是，倾诉饥渴症出现了，而且是毫无悬念地越说越渴，并由此茫然、怀疑、惶恐……
| 
城市化让“家”的感觉淡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