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不统一时，谁说了算？

森知导读：我们有时会认为，幸福取决于个人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但是，幸福并不仅限于个人需求的满足。幸福是要过上良善的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就像亚里士多德写到的。你读到这部分了吗？www.025xl.com

　　看，桑德尔长了一张“普京脸”。要不是和普京出生时间相差10个月，真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实际上桑德尔本可能和普京一样，成为一名政客：他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喜欢辩论。18岁那年，他成功地把当时的加州州长请到自己就读的高中，并准备了一堆刁钻问题。这位州长9年以后成为美国总统，名字叫罗纳德·里根。

　　高中毕业后，桑德尔选择读政治学专业。那并不是美国政治的黄金年代——越南战败，经济衰退，社会在震动和恐慌中转型……在美国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莱克眼中，“从信用卡到有线电视，从凯恩斯理论的衰退到比尔·盖茨的崛起，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现代化其实完全是1970年代的产物”。那时还发生了水门事件。桑德尔实习的《休斯顿纪年报》（Houston Choronicle）报道了这件世纪丑闻。当时，桑德尔那50多岁的上司说：“现在退休都值了，以后不可能再有那么让人兴奋的新闻了。”桑德尔问：“可我才21岁，我该怎么想呢？”

　　在这之前，桑德尔认为自己至少有三条路可以走：从政，或成为一名政治记者，或从事法律工作。水门事件之后，桑德尔从新闻事业中撤退，走入政治哲学领域。毕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永恒的两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其重要性。

　　“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付费找人代孕不对，即使所有的当事人都同意那么做？为什么那些坚信堕胎是谋杀的人，认为如果是强奸怀孕，堕胎就是可以的？如果你支持自愿安乐死，那么支持你认为你有权处置自己性命的基础是什么？……”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桑德尔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就像18岁的他抛给里根的一样尖锐：“为什么贵党派认为18岁的青年不够年纪投票，却够年纪入伍去越南杀人？”

　　“人们通常认为个体生活中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和政治中所出现的公正问题是两码事，我不这么认为。”桑德尔说。他提出的所有问题，最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公正，我们该如何做正确的事？”

　　《心理月刊》：您1953年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在您幼年时期，经历过什么不公平的对待吗？

　　桑德尔：虽然历史上有反犹太主义，有对犹太人的偏见，但我和我的家庭从没有因为我们是犹太人而遭到不平等的对待。所以不好说有这样的经历影响了我这本书的写作。

　　犹太家庭通常很注重道德教育。

　　没错，犹太传统很注重教育，尤其是道德。我们家不是严格的东正教家庭，我读的是公立学校，但是每天下午放学后，我都会坐着公车去另一所学校接受犹太教育，学希伯来文，一直坚持了5年。尽管并没有哪堂课专门讲了“公正”，但都在强调“公正”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可能是影响我对这个话题持久兴趣的一个原因。
　　您在大学时选择政治学作为您的专业。那个年代攻读政治学的人都有什么样的抱负？

　　我上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毕业以后要做什么。不过我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高中为选举活动做过志愿服务。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一直都热爱辩论，高中就参加了辩论队。这让我逐渐开始思考辩论背后的意义。辩论很危险的一点是，它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辩论时人们只关注输赢，而不去关注隐藏在论点后的真正观点是什么。越是年长，我就越对那些真正的观点感兴趣。

　　据说您还和里根辩论过。

　　是啊，当时我是我们高中的学生会主席——再次证明我对政治多感兴趣——里根还没当选总统，但已经是国内保守派的领军人物了。但我们可不保守，我们是自由派的，所有同学都不认同里根的观点。我就去里根家里送了一封邀请函，还听从母亲的建议，随函附送了一袋他最喜欢吃的珍珠软糖，结果里根接受了邀请。

　　我问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对每个话题，我都认为自己是一名卓越的辩手，我能与里根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他没能说服我们接受他的政治理念。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魅力征服了全场观众。我们也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那是1971年，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

　　现在您找到观点不同却依旧被他折服的答案了吗？

　　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魅力，他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甚至可以说是信仰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尽管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仍然很尊重他。因为他是诚恳的，并没有口是心非。

　　您也学会了这种技巧？

　　我可不想说我是从里根那里学会这种技巧的。但是我认为在教学中学会倾听和尊重学生的意见至关重要。即使他们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或者混淆了概念——倾听是一种美德。

　　您有两个儿子：亚当和艾伦。从他们小时候起，您就跟他们讨论公正了。怎么和孩子谈这个话题？

　　公正离不开具体的生活经验。我用非常具体生动的故事和事例来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公正。相应地，孩子也会从自己的经历中去理解公正，无论是他们的亲身经历，还是看到别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都会回来跟我们描述事情的始末，然后讨论。对公正的讨论不但会影响他们的认知，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小孩就是通过经历不公去认识什么是公正的，然后再与自己的父母、老师、朋友形成共识。

　　您的妻子是社会科学家，在哈佛大学曾主导过儿童研究。在教育孩子问题上，谁更权威？

　　有时候我们也会意见相左。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对于我们希望培养亚当和艾伦何种品质的问题，我们意见统一。
　　价值观的一致对婚姻的成功至关重要。当然，并不是说在生活上完全一致，我们也经常为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事情争论。

　　意见不统一时，谁说了算？

　　最后还是照她说的办。这也是成功婚姻的经验之一。

　　康德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并在生活中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但是他真的过得幸福吗？个人幸福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他看起来挺幸福的啊，你不这么认为？

　　他没结过婚，而且按照他的说法，婚姻以外的性是不道德的。

　　哦，哈哈，我知道了。是的，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原因去质疑他是否幸福。

　　我们有时会认为，幸福取决于个人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但是，幸福并不仅限于个人需求的满足。幸福是要过上良善的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就像亚里士多德写到的。你读到这部分了吗？

　　关于幸福的定义？

　　是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认为幸福就是将欢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但我不这么认为。用最小的痛苦换取最大的欢乐，这纯粹是人类动物性的体现。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幸福是灵魂的行为与美德保持一致。他还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参与政治共同体，才能习得美德。

　　我个人更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且，幸福离不开良善的生活，而良善的生活恰恰取决于人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公民社会之中。

　　但我们每个人多少都还是功利主义的。一事当前，我们都是很迅速地作决定。凭本能作决定时，决定因素往往就是能否最大程度地让我们快乐。

　　所以说你认同杰里米·边沁的观点，一切都是为了减少痛苦增加欢乐？

　　不是的，我并不认同他的观点。只是觉得现实中我们常常这么做。

　　我们的确经常这么做。但是我认为，总有一些高尚的时刻，我们会去质疑，会追求一些更美好的东西。我们当然会感到快乐。但如果我们只是考虑如何能够快乐，我们就停留在物质层面，过着消费生活，购物、玩电子游戏、看电视……但是我们会错过一些我们最缺乏的品质——那些需要通过教育、参与政治共同体、与他人交流才能获得的品质。这些都是幸福生活所必须的方面，它们可能无法立即带来快感，却是为美好生活在创造条件。这才是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幸福所需要做到的。
　您自己呢？您是否能抛弃功利主义的做法？

　　我希望是这样。只要我还一直从事教学，一直与他人联系，参与政治共同体，我就不算是只停留在功利主义的框架内。我们试图通过自学得到提升，加深对自己和他人生活的认识。只要不断学习，就不是仅仅为了欲望的满足，不仅仅是物质的。你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是的。不过，为什么您认为公正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关键词呢？

　　因为每当我们讨论该如何组建一个社会时，总是先为如何与他人相处、这种方式是否公正而争论不休。回到你刚才问过的亚当和艾伦在学校的事情——在运动场上出现了不公正的事件——不仅在运动场上，在学校、在工作场所、在一切地方，都是这样。在哪里都逃不开公正的问题。

　　你作过错误的决定吗？做过与自己的“公正”理论相悖的事情吗？

　　肯定做过。不过我可不想那些错事登在你们的杂志上。没有人可以保持一贯正确和公平。那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上帝了。但我们不是上帝，我们连天使都不是。我们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思考公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第二个是试图规划自己的生活，使其更与公正相符。

　　您曾为布什政府担任过顾问。亲身参与政府事务，是否影响了您的研究？

　　是的，参加政府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后，我开始对与技术有关的伦理问题产生了兴趣。我开了一门生命伦理的课程，还写了一本书讨论这个问题，书名为《反完美主义案例：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这与公正议题密切相关——父母可以通过基因选择来塑造自己的孩子吗？

　　我的观点与乔治·布什的不同。我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应当支持干细胞研究。我赞成，但是布什政府反对。结果是布什在其任期内限制了这项研究。但是奥巴马当选后，他改变了这项政策。

　　您在2010年的采访中表示，您到中国是来学习的。2010年在中国的教学经历，让您学到什么？

　　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学生对公正的讨论非常有热情。我想，考虑到中国学生对伦理问题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也许以后我们能建成一个全球教室，借助视频链接等技术，使中国的学生在学习道德推理和批判性思维时能直接与哈佛学生展开讨论。

　　您提到了全球这个概念，那么您认为，建设一个全球化的文明社会有可能吗？不同国家与文化能否分享一些共同的“公民社会”的标准？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很难预测。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待我们在建设全球教室的过程中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交流，看看能从彼此身上学到什么，弄清大家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文化角度以及不同传统的哲学关注等问题之后，才能作答。

　　近些年来我们向西方学习，越来越关注个体的境遇和幸福。您认为，我们在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并不意味着幸福的生活。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示集体的价值，展示传统美德也是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人也告诉过我他们对中国社会思潮的观察。这本书之所以在中国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在中西文化传统间搭起了一座桥，那就是对德性的强调。我一直都是批判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个人主义的，试图论证集体和德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可能与中国传统的某些观念不谋而合。你认为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