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2）_抑郁症心理治疗手册

因为有很多和我一样来自各地的患者，母亲就和一些同样带着孩子来治疗的人聊起天来，这一聊却让我担心了起来。同样来北京治疗的一对母子，他们老家在内蒙，已经来北京快一个月了，因为治疗不是一次就好的，需要定期来治疗，他们母子在北京租了一个地下室，每个月四百五十元，加上治疗和吃饭等费用每个月要花费一两千元，这还是省吃俭用才够的。那时家里只有我和母亲，妈妈每个月挣300元，我虽然每个月挣600元，但如果不去上班就不会有工资，而且这次来北京我们总共就带了1000元，真的担心这点钱是否能治的好，如果要待在北京治疗的话，不知道以后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的，而且也不知道就算做到了这些结果会如何。

和一些患者比起来，我当时的情况还算好吧，总还有家人的支持。在医院门前我同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女孩聊天的时候得知，她家虽然离北京不远，但是却是一个人赶来，因为家里人不支持她来做治疗。在这里和这些同我一样来治疗的患者聊天我反而放松，就好像找到了“组织”一样，特别有共同语言。

虽然明天可以预约专家号，但有几个人看到我们娘俩急着求治，就主动和我们攀谈，和我们谈预约是如何难，如果某位专家明天预约不上，要再预约这个专家可能就要等一周，一周的时间以北京的花费还是要不少钱，所以他们愿意帮助我们预约，前提是专家号60元，我们要付给他们200元。来了一次北京总算开了眼界，以前只知道火车票有票贩子，没想到来北京的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还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和母亲并没有请他们帮忙，而是晚上自己领了“排队号”（预约专家要先领取‘排队号’，之后排在前面才有可能预约到专家）。明天能不能预约上专家只能听天由命了。

忙完这些事情后，天黑了，接下来我们又要找住的地方了，但大宾馆我们是不敢问的，在小胡同里我和母亲找到了一家小宾馆，标间是50元，虽然嫌贵但还是去问了问，但却没有空余的客房了。结果在医院一带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宾馆，最后我和母亲发现在离北大六院不远是北大三院，三院看起来像一所综合性医院，而这种医院晚上基本上不会关门，我们索性提着行李到医院里面去看看有没有可以暂住一夜的地方。走进医院并没有人阻拦我们，天也晚了医院也看不到什么人，我和母亲就在医院三楼的长凳上休息了一会。后来我们还来了一个“邻居”，他是北京当地人，三十多岁，聊起来才知道他也是六院的“常客”，不知道是家里人不管他了还是什么原因，他经常在三院的长凳上过夜，并且告诉我们也不用去别的地方了，晚上就在凳子上睡吧，反正夏天还比较凉快。他听说妈妈挣这么少的钱不禁感慨，因为妈妈挣的钱都没有他的低保多。我挺喜欢听他说话，比我们东北人说话标准多了，“儿化音”听起来也挺舒服的。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经常去六院看病，但我们相处还是挺愉快的，他说话也很幽默，就这样我们和这位奇怪的邻居在北大三院的候诊长凳上过了一夜。因为旅途的劳累（坐火车要16个小时左右），还在北京跑了一天，一直没休息过，所以很快我就睡着了。现在已经记不清那晚是否做过梦，如果有也一定是关于明天是否可以挂上专家号的焦虑的梦吧。第二天醒来，发现妈妈早就起来了，并且告诉我她一夜都没有睡，因为害怕行李丢了。这次来北京准备看完病就马上回去，没准备常住，我们只是提了一个行李箱，里面塞满了方便面和矿泉水，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当得知母亲一夜都没有睡的时候我心里又是一阵酸，因为都这么大了还不能为母亲尽孝道，还让她为了给我看病和我东奔西跑，想到这里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于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今天的治疗上，希望在中国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医院，可以治疗好我的病，这样总归没有白费妈妈对我的爱和一片苦心。

北大三院真的不错，晚上有免费睡觉的地方，早上还可以在卫生间梳洗打扮一下。匆匆吃过早饭就和妈妈急忙赶到了北大六院，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专家号并没有票贩子说的那么难挂，我们昨晚领的排队号居然还真的挂到了专家号。全国各地来看专家的人真的很多，整个一层楼满满登登挤满了等待治疗的患者和家属，护士用北京话和大家讲不要急，慢慢来，虽然说的时候有些责备的语气，但用北京话讲起来还是很悦耳的，那时我还幻想，以后找老婆要是找个北京女孩应该不错，听她说话都是一种享受了。

在候诊的队伍中比起其他患者我的病情还算是轻的，因为一些患者看起来就明显“不正常”。比如，一个家也在东北的男孩是姐姐带来治疗的，他人长得比较高大，有些胖，但是看起来很木呐，从来不说一句话。我当时在外人看来还是很正常的，只是内心会有痛苦，而他一眼看上去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等待的过程也是一种幸福，就好像期待已久的幸福之门即将要向我敞开。在这里我的情绪反而变得好了一些，因为对于治疗我充满了希望。专家一般只出诊一上午，只预约六个患者，前面几个患者的时间不长，基本上20－30分钟就会结束一个，所以很快就轮到我了。当我走进那扇门的时候心情很复杂：激动、希望、倾诉的欲望混杂到了一起。不知道走进那扇诊疗室的门，里面等待我的是什么。是否会像梦中一样：一个人，一双手，带我走出阴霾，重获新生？

走进门，发现诊室里面的布置和普通医院的诊室并没有什么不同，几张略显简陋的桌子散落在三十几平米的房间里，透过几扇窗子还可以看到街道两旁的树木和行人。大夫是一位看起来有五、六十岁的老太太，穿着白大褂，她的对面坐着三四个同样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也许是来学习的年轻大夫或研究生吧。虽然诊室里还有“旁观者”，有些顾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起我的“故事”，这些故事让别人知道未免有些难堪，但为了治疗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看到大夫宽大的办公桌侧面的木凳子是空的，于是我就坐了下来，大夫并没有看我一眼，低着头拿着笔问道：“能谈谈你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