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射性认同：分析师的卷入

在克莱因最初对投射性认同机制的描述中，她指出投射性认同是一种潜意识的幻想。在潜意识幻想中，来访者们将那些通常会令人感到痛苦的内容投射给另一个客体。由于被投射，客体在来访者的心中部分发生了改变，开始具有来访者所投射出的特质。克莱因认为，除了被当作一种排出（evacuation）的方法，投射性认同也可能满足了来访者其他潜意识功能，例如相信自己占有此客体，或能从内部控制此客体。

这些投射的过程通常会与内摄过程交替进行。为了占有或控制客体，幻想将自己的一部分强行投射给客体会对正常的内摄过程造成问题。来访者可能难以辨别这是否是来自外界的，对于自己暴力投射的报复（Klein, 1946, p.11）。

探索来访者的潜意识幻想能让我们更理解他们使用原始心理机制的作用及其防御性需要。在过去，我们似乎经常强调分析师的角色是不带感情的观察者， 但早在精神分析发展的初期，人们就承认来访者的幻想和行为会对分析师造成冲击。在 Heimann（1950）和Racker（1958a）的早期工作之后，人们越来越感兴趣，想要系统地了解来访者的幻想是如何通过明显的或微妙的，言语的或非言语的方式对分析师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造成影响。费尔贝恩写道：“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分析性治疗会面临很多挣扎。通过移情的作用，来访者会迫使他与分析师的关系进入到一种内心世界的封闭系统中。”（Fairbairn, 1958, p. 385）

我们现在承认，虽然这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压力会影响分析师的正常工作，但它也是了解来访者潜意识内心世界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其内在的客体关系。近来，很多人将反移情的概念纳入精神分析的“互动”模型中，强调分析师在理解和回应来访者时自身主观体验的重要性。Tuckett（1977）对此有其精彩的见解。

基于Racker（1958a），Sandler（1976a）及 Joseph（1989a）的观点，他详述了有关分析性情境（analytic situation）的模型，即在分析性情境中，来访者和分析师都会参与到潜意识的活现中，并或多或少微妙地向对方施压以使得两人能在当下的潜意识幻想中有联系。他指出“活现以一种生动的、可交流的方式， 使我们有可能了解那些深入的潜意识认同和原始功能。否则我们只能在大脑层面猜测或讨论。”

本文将聚焦分析师参与的本质。来访者似乎将这当作投射性认同防御性作用的必要部分。我会提到，投射幻想中的客体关系意味着来访者在试图减少旧有客体关系与直接面对的、威胁性的客体关系之间的差距。有时，分析师主要被当成投射的接收方，只在来访者的幻想中发生转换。更普遍的情况正如上述所言，来访者需要分析师参与到其内在客体关系的幻想中。

我希望能说明来访者通过哪些方式，如何通过投射性认同微妙地给分析师施加强大的压力，让分析师满足其幻想中的潜意识期望。因此，分析师的想法、情绪和行动所受到的冲击并不是来访者投射所附带的负面影响，也不是分析师自身的冲突和焦虑。这往往是来访者有效运用投射性认同所必需的一部分。

在本文后部分，我会阐述这个过程的防御性功能。面对这种压力，分析师显然要能够继续舒适地、安全地安于其位，正常工作，共情地观察和理解，承认他所受到的影响， 并去理解其背后的源头和目的。另一方面，由于身心状态受到冲击和影响，分析师可能会受到干扰，变得困倦、困惑、焦虑或兴奋。最后，分析师会无意识地卷入到微妙、复杂的活现中。刚开始这不会妨碍分析师，但随后分析师会意识到， 活现能反应来访者内在客体关系的重要内容。

在这个系统中，来访者和分析师都在处理由特定客体关系的幻想所唤起的焦虑和需要。已经存在的、相对安全或愉快的幻想与分析性情境中面对的、可能是威胁性的幻想之间存在差异，来访者、分析师或者两者会因此受到扰动。由于不喜欢这种差异，双方各自会使用投射机制或其他活现的方式，增加已经存在的潜意识幻想与分析性情境中幻想的一致性。我会提到，分析师的一部分困难在于承认这种压力，以及对令人感到高兴的、安心的幻想以与分析性情景中幻想之间差异的耐受能力。在分析性情境中，分析师要面对被来访者的投射所唤起的潜意识焦虑。

Rosenfeld（1971）曾描述过一个精神病性的来访者。当来访者碰到自己钦佩的诠释时，他会充满嫉妒，被驱使着攻击分析师的功能。在他的幻想中，他像寄生虫一样，慢慢钻进了分析师的大脑，干扰分析师思维的敏捷性。在进行这种投射性认同的同时，来访者会变得困惑，无法恰当思考或说话，伴随幽闭恐惧和偏执性的焦虑，担心被分析师困住。

Rosenfeld 认为在来访者讲述真实的和幻想的事件时，分析师需要共情地跟随。由于分析师被投射，这些事件可能经常会被再次活现。分析师要将来访者心中那些分散的、困惑的或分裂的部分进行整合，使其逐渐变得有意义（Rosenfeld，1987c，p.160）。

当 Rosenfeld 能够清晰、细致地将来访者的内在动力诠释给他听时，来访者那种要彻底毁掉分析师大脑的焦虑消失，能够将分析师体验为有益的、完好无损的。当来访者有机会在好的状态下将客体内摄，在一段时间内，来访者可以恢复其清晰思考和说话的能力。

Bion（1958）曾描述过与一名精神病性来访者一节治疗的开始。这个来访者很快瞥了一眼分析师，停下，盯着房间角落的地板，然后微微发抖。他靠在沙发上，眼睛依然盯着角落。当他说话时，他说自己感到非常空虚，无法进一步利用这一节治疗。

Bion 详细地描述了整个过程，来访者最初用眼神来内摄。之后， 为了排出，他在幻想中创造出一个略带威胁性的、内心感到空虚的人物。当 Bion 沿着这个思路进行诠释，来访者变得冷静，说“我画了一幅图”。Bion 写道“他随后的沉默意味着分析师下一次诠释的内容已经被掌握”（p.71）。Bion 认为，他的任务是思考那一节治疗在那一刻之前所有发生的事情，试图将之联系，找到新的模式，以此来进行下一次诠释。

一个年轻人，A 先生，在我休假后第一次和我见面。他最初在等候室非常不安，并认为我可能犯了错，这个错误令我感到不舒服和尴尬因而我无法面对。他想象我可以请一名同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想到这里，来访者就变得很冷静， 自信地观察着这个一团糟的分析师。这位来访者之后告诉我，在我不在的期间， 他发现自己一团糟，他丢掉了自己的手表，自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认为，这个来访者在幻想中将他的困惑和困难投射给我。当他发现自己在等候室时感到很不舒服后，他把自己糟糕的状态“治好”了。在幻想中，他成了冷静的、分析性的观察者，而我需要寻求帮助来克服我所犯的错误。

上述例子表明，来访者的潜意识信念对分裂和投射那些来访者人格中不受欢迎的、威胁性部分的作用。投射的动机有很多，但是客体作为投射的接收方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相信客体会在被投射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却是投射性认同的特点。变化可能发生在妄想的或幻想的客体上，缺席的或梦想的客体上。我们工作的核心是了解在分析中分析师与来访者呆在一起的过程。在上述例子中，来访者似乎并不怀疑他们自身以及客体会发生变化。

基于过去的经验，我们会假设分析师是同情的、理解的和接纳的。但在上述例子中，投射性认同的特征之一在于，这个过程不取决于分析师接收投射的能力或意愿。

事实上，上述例子中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在于，我们所了解到的分析师的真实心理状态与来访者幻想中分析师的心理状态之间存在差异。Bion 认为，来访者采取“现实的步骤”来通过投射性认同影响客体的程度，以及他们承认并尊重客体真实状态的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部分来访者来说，全能幻想很可能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

在我所引用的例子中，Rosenfeld 和 Bion 很有力地帮助我们理解了来访者的投射对分析师的影响，他们认为来访者会幻想出迫害性的客体或是内心世界受到侵犯和破坏的分析师。当 Rosenfeld 清晰地、有洞见地、共情地跟来访者讨论他的幻想，但呈现的内容与来访者幻想中的内容完全相反时，来访者释然了，并能够恢复一部分丧失的自我功能。

对于我的来访者 A 先生，我发现自己对他的体验以及他向我投射的内容很感兴趣也很关心。我没有感到不确定或困惑，而且我很自信自己在正确的时间见到了正确的来访者。在这个时候，来访者说的话并没有让我感到不舒服。这个简短例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当我跟来访者说话时，并没有传递出我很困惑或特别焦虑， 让他感觉有些东西得到理解时，他便能够回忆和整合更多自己的体验。

后来他告诉我，在我休假期间他搬到了一间楼层更高、更大、更宽敞的办公室。搬离办公室时，共同使用旧办公室的同伴不在，当他们回来时，他们抱怨来访者留下了一堆烂摊子。A 先生愤怒地说，那里是有一点凌乱：他本想打扫，但是他当时去忙别的事了。他继续表示他的同事很不明理、神经过敏，他还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他们幼稚的行为。他开始表现得像是更大办公室中自信的、有优越感的人，就像分析刚开始我碰到他的那样。

我最初没有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对休假后第一节治疗开头呈现的材料，为什么我会感到舒服和安全。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活现了他的客体关系，随着治疗的进行，这种客体关系逐渐变得明晰。我就是那个身处高位的、自信的、心智健全的、明理的人，正在和一个被投射了困扰和困惑的人工作。由于镇定的、观察的分析师的角色是我感到舒服的部分，至少暂时如此，这个投射及其产生的少量的活现在当时没有困扰我或让我有所警觉。

经过反思，我刚开始没有意识到来访者在进行潜意识的沟通，抱怨我休假期间给他留下一片混乱，还防御地声称我本想做点什么，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了自己的责任。之后我会说明，对来访者投射性认同的反应，我们不仅要觉察自己不舒服的感受，也要留意那些自己有点太安全和舒服、对于问题是什么以及问题由谁负责太自信的时候。这个例子说明，在无意识投射的作用下，当互动变得微妙时，来访者幻想中的投射（即使客体并不在）与来访者和分析师见到面时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当然，向幻想的、妄想的或缺席的客体投射有其好处。这是一个全能的过程， 不需怀疑客体是否会接收和转换（也能相应地内摄客体有价值的特质）。来访者不需要面对幻想和令人困恼的现实的强烈对比，也不需要面对他和客体之间的差异。

是什么因素促使 Rosenfeld 所描述的那种良性的、整合的过程得以发生，即使是暂时的？
以一种与自己心理现实不一致的状态面对分析师时，来访者是如何耐受且感到释然的？
另一方面，来访者为什么会使用更微妙或更猛烈的方式让分析师参与到投射性认同中？

虽然 Bion 的来访者进行了分裂，将危险的、迫害性的分析师的那个部分投射到角落中一个幻想的客体上时，他至少逐渐开始进行良性的、象征层面的沟通，他相信一个比较接纳自己的分析师有可能可以理解。其他来访者要么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性，要么无法耐受这种状态。

Bion（1959）生动地描述过当遇到似乎不太接纳的客体时，婴儿是如何越来越用力地向这个客体投射。早 期经验中遭遇过客体的不接纳，来访者可能会将分析师卷入，让分析师感觉自己真的很受困扰，或真的迫使分析师变成顺从的或是迫害的。似乎来访者不相信有可能进行象征层面的沟通，或客体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投射，因此只有有证据表明自己能对分析师的身心造成影响，他才会减少怀疑。如果这个过程一直失败，证实了早期经验中那个得不到的、可恶的客体，他可能会绝望地放弃。

我们认为，一旦来访者感到被理解，一些重要的部分被接纳，他就会对健全的、良好的分析师形象与旧有的投射给分析师的形象（Strachey[1934]所用术语） 之间的差异感到释然。有时，是来访者的嫉妒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然而，经常还会有另一种动力，即认同的压力。由于渴望更好的、更有建设性的体验，要调节这种压力更加矛盾和困难。似乎来访者要求分析师的体验或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应他无意识的幻想，并且不能容忍任何差异。Sandler（Sandler，1990; Sandler，1978）认为，为了满足愿望，来访者试图“实现”这些幻想，作用是让自己感到安心和满足。

Joseph（1987）描述过一节治疗，分析师试图诠释儿童对周五治疗快要接近尾声时的反应。分析师诠释，儿童很迫切地渴望做一个蜡烛，以表达自己希望带走一个温暖的客体的愿望。儿童尖叫，“混蛋！脱下你的衣服，跳出去”。分析师试图诠释，儿童感觉到被丢下，并被送到了寒冷之中，但是儿童回答“不要说话， 脱掉你的衣服！你冷，我不冷！”。当儿童向分析师投射，说“你冷，我不冷”，这还无法满足她的需要。她知觉到分析师是相对温暖和令人感到舒服的，这使得她努力迫使分析师脱掉衣服，分析师就真的会冷。

这样内在的客体表征和外部世界遇到的客体之间就不存在令人感到痛苦的巨大差异。这种戏剧性的场景在许多来访者身上会以更加微妙的方式体现。这超出了来访者感到被理解或相信客体能吸收并“容纳”投射的需要，且与之冲突。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缺乏这种认同可能不仅会激起对客体接受能力的嫉妒或怀疑，也会营造出一个空间，思考、新的知识和理解可能在此发生，但许多来访者却无法忍受。

Rosenfeld 和 Bion 扩展并加深了我们对来访者将投射性认同当作交流方式的理解，并承认来访者会有力地，甚至是猛烈地运用投射性认同来试图接近不接纳的、拒绝性的客体。在临床上，如果来访者很用劲地投射，可能是因为他体验到分析师无法理解他、无法接纳他，而分析师对此还没有察觉。

我们进一步理解，不仅是来访者可能会将困惑、不够好或兴奋的感受投射给分析师，分析师也会以更复杂微妙的方式被诱导进入某种心理状态，有时会伴随出现各种各样与来访者早期经历及当前焦虑、防御和愿望相关的活现。我很好奇这样的互动对来访者来说有什么作用，以及他通过什么方式成功让分析师参与到互动中。有时分析师会承认，咨询中会出现自己可以忍受的，但比较陌生的、令人不舒服的，与其自身想法不一致的体验，我们会认为这种状态可能是来访者投射性认同的结果。承认这一点有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身遇到的困难，以及理解在分析性请景中来访者所呈现的客体关系的重要特点。

Joseph 和 O’ Shaughnessy（1992）曾提到，要觉察到分析师已参与到投射性认同中是很困难的。反之，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分析师可能会以一种舒服的、良性的、平心静气的方式参与。这种状态反应了来访者和分析师防御性的需要在潜意识趋同，并可能会妨碍真正的进步。

Money-Kyrle（1956）将分析师经历的过程描述如下：“当来访者说话时，分析师会内摄性地认同他，理解他的内心，会再次投射（re-project），并进行诠释”（P.361）。

如果分析师理解或帮助来访者的过程遇到困难，通常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是来访者在投射或否认的自己身上的一部分。
第二，当来访者的投射恰好 是分析师自身还未解决和理解的部分时，分析师可能难以恰当地向来访者回应。

如果他“无法耐受这种被来访者当成内在不可挽回的或迫害性客体时，他很可能会采取防御性的方式来重新投射（re-projection），朝来访者大叫，这又会增加了 理解的阻碍”。他指出，对于部分分析师——例如那些渴望持续成功的分析师—— 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受到无法理解或帮到来访者的压力。

Money-Kyrle 认为， 在无法理解来访者期间，分析师受到情绪困扰的程度也许首先取决于另一个因素： 他自己超我的严格程度。如果超我通常是和善的和有帮助的，我们便能容忍我们 的局限性，不会过度苦恼，能够保持镇定，更可能很快与来访者重新建立联结。但是，如果超我很严格，我们可能会有失败感，会表现出无意识的迫害或抑郁的 内疚。或者，为了防御这些感受，我们可能责备来访者。

Money-Kyrle 的观点熟悉且令人信服，我们逐渐意识到，当分析师焦虑和有压力时，他也许会潜意识地希望消除他们，将与来访者之间复杂的客体关系活现。分析师会努力让令人感到舒服和满足的内在表征与他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和诠释紧密对应。实际上，虽然 Money-Kyrle 认为分析师会为了理解和沟通试图摆脱来访者投射对自己的影响，他所描述的重新投射可能确实是一种活现的方式。分析师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自己与来访者关系中不令人舒服的那个部分。

再次回我在开头引用的，Rosenfeld 描述的与精神病性来访者工作的文章：在分析中，要修通上述情况的困难之一在于无休止的重复，即使来访者能理解自己正在进行有用的分析性工作。和此类来访者进行工作，重要的是去接纳很多重复是不可避免的。分析师通过移情关系中的重新活现（re-enact）所表现出的接纳，会有助于来访者体验到分裂并投射给分析师的自我，是被接纳的、没有那么具有破坏性。（Rosenfeld，1987c，p.180）

为什么Rosenfeld 会这样说?

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如果分析师不了解重复和重新活现的事实或其必要性，他可能会感到灰心、困惑或怨恨。也就是说，他不会自信地将自己看成一个有帮助的、有效的、耐心的分析师，而可能因无法忍受自己的那一部分而背上负担，并试图应对。分析师可能会活现，通过敌意地、批判地指责来访者，防御性地与来访者共谋或绝望地结束咨询。

我认为被投射的内容并不是来访者的一部分，而是来访者对客体关系的幻想。正是对客体关系的幻想对分析师造成了影响，可能让他相对比较舒服，也可能困扰他，令他活现。有时这种活现与被投射的幻想是一致的，因此分析师会变得有点太顺从或太严苛。另一方面，这种活现也许意味着，分析师在试图做点什么（例如，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避免自己成为软弱的或残暴的过去的客体）。最后，我们也要意识到，活现的冲动也许反应出分析师自身未被解决的那部分病理性的内部客体关系。

O’Shaughnessy（1992）很清晰、很有洞见地讨论了上述问题。她谈到她的一个来访者最开始是如何引着她进行诠释，并看似合理地将之与其过往经历联系。最初，分析师似乎能安于其角色，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开始不安，对这些诠释感到不满，她感到这些诠释是不真诚的，似乎也没有促进任何改变。她意识到来访者和她过于紧密的关系以及她所做的诠释好需要探索和思考。这使得分析师的自我表征和工作能力发生了变化。她内在的自我表征是深思的、能有帮助的， 而当下她能够意识到见诸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且能被用于更深地理解，这两者是一致的。这种内在的转变促进了改变，即从分析师不知不觉被卷入活现转变为分析师能够容纳和转换，诠释的风格和内容发生变化。

O’Shaughnessy 之后意识到这种过于亲密的关系对来访者的作用。和分析师过于亲密和趋同是来访者的避难所。这意味着来访者害怕自己和客体之间的不同和疏远。来访者会害怕与分析师之间有色情或暴力卷入，因此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安抚是必要的。我想，她无意间同样唤起了分析师心中令人苦恼的幻想，这使得她出现了前文所述的行为。O’Shaughnessy 提到，在分析中当来访者感受到被急性的焦虑所威胁时，她会重新搭建避难所，微妙且强烈地控制分析师变得过于亲密，并在她的限制内行动。

因此，分析刚开始，来访者就将其受到限制的客体关系带到了分析性情境中。她肯定曾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投射表达过她对于更完整的、更自由的客体关系有很强烈的焦虑，同时内心还有令人害怕的色情的、暴力的幻想。

我认为，在这样令人困扰的情况下，分析师体验到的来访者和她自己的焦虑感，使得她按照来访者要求的方式行动。虽然在分析开始这能够给来访者提供暂时的、必要的庇护，但是随后分析师会感到不安，会对自己的角色感到不满，之后才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

来访者总是认为改变是很危险的——会造成不同，也可能唤起嫉妒和仇恨， 用力地试图修复过去的状态。如果在来访者将与分析师的关系幻想成令人害怕的、失望的和破坏性时，分析师无法耐受因此产生的不确定性、焦虑和内疚，来访者的害怕就会成真。分析师有时也需要同事给予我们内在的或外在的支持，来让我们对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保持坚定。

Meltzer 描述过一群广泛使用投射性认同的来访者，最终形成了顺从的、假成熟的（pseudo-maturity）人格。这与上述情况有着类似的动力：

如果被卷入对假成熟的理想化过程以及发现来访者存在精神病和自杀的危险，分析师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反移情的位置非常艰难，在各个方面都会重复父母的两难困境。只要他们不通过权威、说教或反对符合孩子年龄的要求，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模范”孩子。因此，幻想中父母的形象要么是被无助地控制，要么是把孩子逼疯或逼自杀。

在本文最后一部分，我会更细致地阐述来访者是如何通过投射对分析师的内部表征（在治疗师不在时），来让自己摆脱焦虑感，而在之后的分析中，她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让分析师参与。她通过投射幻想中令她困扰的客体关系投射来做到这一点，不仅通过语言表达，也通过分析的当下呈现。

如果分析师接收了来访者的投射，来访者的无意识幻想对治疗关系的影响必会唤起分析师自身的焦虑。为了恢复内心的平衡，分析师可能会出现投射和活现，而这刚开始往往难以被察觉。分析师所面对的艰巨且痛苦的任务是，要意识到他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种微妙的、复杂的活现中，然后需要突破来访者的无意识幻想和其自身焦虑和需要，努力理解和思考。虽然要真正实现心理的变化取决于这个过程，但是这对来访者来说是有威胁的，很容易激起来访者进一步的防御。

接下来我要谈到的来访者是一位单身女性，已被分析多年。

她周一上午来见我，一段沉默后，她告诉我周六发生了一些事，但她是见到我后才想到这件事。她有一个心理治疗师朋友。这个朋友告诉她，一名年轻的男性被督导者向她坦白，自己引诱了一个来访者。她的朋友让她不要告诉其他人，当她这么说的时候，来访者立马想到了我。来访者继续详细地描述这其中治疗师、督导和来访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她似乎非常关心谁和谁说了什么，评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乱伦的。她补充道，所有这些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是很罪恶的。沉默一段时间后，她说“想一想，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我就想到了这件事。我感到相当冷静，我没有恐惧蜷缩。我能做到完全不想这件事，不然还是挺可怕的”。

接下来是一段紧张的、预期中的沉默，我感觉自己有压力要快速对她所说的内容进行回应。当我没有这样做时，她表示，沉默似乎很不详。周六，当来访者听到治疗师引诱来访者这件令人很不安的事情，还被告知不要告诉任何人时，她想到了我。我认为，她将这件事、她的焦虑和不安都投射给了我。她并没有想到要告诉我什么——相反，她一直没再想这件事，直到她周一来真正见到我。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在进行日常的思考或交流，而是和对心理内容及对这些内容的思考能力的全能幻想的投射进行工作。由于这个过程是全能的，来访者不需要通过象征的方式进行交流。

在这个例子中，来访者幻想有一个客体能立马接收她的投射，既不被其困扰，也不会变得对她造成威胁。通过这样的方式卷入客体，来访者能够完全摆脱焦虑和不舒服的感受。

在周一见到我时，她意识到在现实中我并没有接收她想要摆脱的内容，那些在幻想中已经投射给我的感受又重新出现。于是，她开始使用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试图达到同样的结果。在告诉我治疗师、督导师和来访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时， 来访者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内容在见到我后会涌现出来。很显然，她还没有将她告诉我的故事和她对与分析师关系的幻想联系起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来访者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和分析师交流，“推”着分析师去思考，为那些威胁她的想法、幻想和行动的冲动负责。

我想强调的重点是，投射机制有几种功能。

第一，这使得来访者不需要为朋友可能出现的、令她感到不安的反应负责。
第二，这个过程将分析师卷入，似乎应该由分析师来做联系，思考她所传达的意义。
第三，这会使得分析师将一部分本应由来访者自己处理的、潜在的幻想活现。尽管在意识层面，分析师会避免活现并试图找到令他感到相对舒适的工作状态。

在这一节分析中，我很明显地感受到要对来访者所说的内容快速回应，做评论或诠释的压力，这让我意识到来访者期望我扮演什么角色。与这个来访者长时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如果我顺其意，直接去处理她带来的材料，回答她为什么见到分析师就会想到这件事，那么这便又是徒劳地重复她过去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最常见的情况，来访者放松且退缩，活现了周六她和朋友间发生的事。这些很难处理的、令人不安的内容便不在她身上，而在我这里。第二种情况，来访者没有完全地投射，她依然和投射的内容有联系，但是她抗拒自己思考，避免危险的后果，坚持让我来成为那个思考的人。第三种情况，诠释被感知为具有威胁性的、苛求的说教。在这一节分析中，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来访者陈述的内容所困扰，但是对于活现了来访者重复的、无用的过去客体，这让我有些烦恼和灰心。

然而，当我沉默了一会，试图找到理解和接近来访者的方式时，我的沉默唤起了来访者幻想中令她不安的过去的客体关系，其中有一个威胁性的、“全能” 的客体，不说话、令人感到害怕，是侵入的、严苛的。

我认为通过以下 2 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她再现了一段重要的过去的客体关系。第一，在幻想中将过去客体的一些特点和功能投射给分析师。第二，通过这种方式，分析师的心中会有各种她告诉他的想法，分析师会想要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可能会给她提出一些困难的、“侵入性的”要求。当所有的期望和体验都带上被投射内容的色彩，旧有的、熟悉的客体关系便会再次出现。

在这节分析及之后的几节分析中，我感觉自己需要努力找到一种工作的方式， 避免上述重复性的互动。我有时会沉默，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或说出我认为来访者在和我做什么或对我有什么期待。我也尝试让来访者探索是什么让她如此不舒服、这与她个人史、家庭史之间的联系以及让她在当下的分析性情境中探索。我意识到我试图做的工作会威胁来访者内心的平衡，她非常不愿意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逃离她所熟悉的互动模式，矛盾的是，这对于她似乎是必要的、安心的。我感觉自己受制于巨大的压力，要么自己会被利用，对来访者投射的、令人困扰的内容负责，要么会将她幻想中引诱的或侵入性的关系活现。因此，在和来访者的关系中，我的角色表征是令人痛苦的、不受欢迎的，我继续挣扎地找到可以让我更有建设性，更舒服的方式。

我经常会想，通过沉默更久或多说话，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改变方法，我们也许可以摆脱这种重复的、无用的互动。有时，（分析师或来访者，或双方）会出现一种想法，即如果分析师改变或换一个分析师，这些问题都会消失。当然， 这些问题需要认真考虑，有时这确实是真的。但是，和来访者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慢慢相信，无论我说什么或做什么，都很容易被来访者体验为幻想中的旧有模式，而且在分析中反复实现这些幻想对来访者有很重要的作用。有时对此进行反思我会略感安慰，因为我感到能再次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然而，要离开熟悉的、安心的互动模式，对来访者来说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她会很快再次退缩，或重新唤起令她苦恼的关系，但矛盾的是，处在其中她似乎会感觉更加安全。

例如，艰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访者深思熟虑地说“我能看到这件事的两面。我很感激你想让我更深入地去了解发生的事。毕竟，只是非常好奇地把他们当做“想法”和盘托出，并不能让我有所进步”。然后，她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和激动：“同时，能够说出这些事对我来说太不容易。事实上，我很吃惊。我必须要非常确信我不会再说更多”。她越来越激动，再次跟我说她能够把想说的都说出来是多么棒，她冒了很大的风险，生怕我会抓住这个机会。她说， 一般而言，她的担心主要是要避免开口，在预料到可能会向我敞开心扉时，她要保证这不会发生。

因此，在不太舒服地短暂承认分析师确实在试图帮助她，以及她一直在防御后，她在接下来的大多数时间里又变得很兴奋。来访者似乎强迫性地要将我卷入互动中，让她要么体验到一种克制，要么体验到兴奋。当然，这都是在朋友最初告诉她这件事时她心中唤起的强有力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她的早年经历有重要的联系。

我发现，分析师会反复面临被卷入来访者旧有的、通常是令人不安的客体关系的活现中的压力，分析师对此很熟悉，但这依然是最有意思、最令人不解的现象。

对于我的来访者来说，不将我看成有帮助的而是令她困扰的、旧有的客体有什么功能呢？
我想，答案很多。

这样的互动能让来访者免于了解她自己的冲动和幻想，也不需为此负责：她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很明显在分析中，这让她感到一定程度的喜悦和兴奋。这样的互动也让我理解在此之前我未能理解的她的过去或她的内心世界，虽然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她的动机。我想要补充的是，如果外在世界活现的内容和来访者潜意识呈现的客体关系一致，这样的互动还能起到安抚内心的作用。当面对这两者的差异时，来访者会感到痛苦和危险。

从分析师的角度，如果分析师接收了来访者的投射，来访者幻想中旧有的客体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唤起分析师自身无意识的需要和焦虑。如果这与分析师未解决的冲突联系过于密切，分析师就有陷入活现的危险，满足双方的需要或防御应对。Hoffman 指出：因为分析师是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他很可能会预估来访者移情会产生的情绪反应，以及可能做出的回应。。。理想的话，回应可以成为一把钥匙——可能是分析师拥有的最好的钥匙——用于了解来访者通过移情所呈现的人际关系的本质。（Hoffman，1983，p. 413）

正如Joseph(1987,1988),O’Shaughnessy)(1992)和 Carpy(1989)所言，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定程度的活现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这是个持续的过程，分析师可以从中加深自己对来访者的理解。事实上，在我所写到的临床例子中，很重要的是承认来访者的压力，以及相应的分析师所感受到的压力。承认这样的互动是强迫性的、重复的很重要。Rosenfeld和 O’Shaughnessy 认为，这可以让分析师恢复部分自己的功能，能够减少分析师对自己角色的幻想和分析性情境中呈现模样之间的差距。分析师能够忍受这两者差异的能力越强，他就更不容易被卷入投射过程和活现之中。因此分析师能有一个空间，从不同角度理解来访者。

在本章，我试图强调来访者投射给分析师的是对客体关系的幻想，不仅会唤起分析师的想法和感受，也会影响他的行动。从来访者的角度，投射是在试图减少幻想中旧有客体关系和分析性情境中体验到的客体关系之间的差距。分析师同样会有按照幻想的需要行动的冲动。来访者和分析师各自需要间相互作用会使得上文所述的那种痛苦的、令人不安的活现反复出现。对于分析师来说，要让自己从这种互动中抽离，并恢复反思的能力是很困难的，至少暂时如此。

如我所述，如果投射所引起的活现最开始并没有困扰分析师，分析师感觉自己的角色和其内在幻想相符时，出现舒适区的共谋时，这个过程会更加困难。要承认这个互动过程对来访者和分析师是具有防御性功能的，以及要承认防御背后更令人困扰的无意识幻想是很困难的。

想要继续保持分析性的位置，重要的是，分析师能够部分恢复自己的反思能力，而不是有所行动。分析师不仅是能将自己从反复的活现和思考模式中解脱， 他也能相信假以时日，来访者也有可能得以解脱。但是，这些过程都很可能引起来访者的痛苦和不适，让他进入自己不熟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思考会变得可怕、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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