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的焦虑是无法接纳的不确定性

韩梅梅火了。

原因是一篇题为《三个步骤，掏空普通女青年，顺便毁掉她》的文章。在文中，韩梅梅是个普通姑娘，初入职场，月入八千，刚刚摸到《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2016年统计出的中产收入的边缘。她和男朋友李雷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差不多两万，过着平平稳稳的小日子。

然而，一篇文章如惊雷霹雳，颠覆了他俩的幸福生活。这篇文章是不久前大火的《摩拜创始人胡玮炜套现15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韩梅梅自此焦虑丛生，为了不做被时代抛弃的人，她决定升级自己的思维，开始了疯狂地的买课学习之路，然而，中了“知识焦虑”毒剂的韩梅梅，在故事里没能来得及致富，就失去了李雷，债台高筑。

如果请你猜猜，新中产们的烦恼是什么，除了孩子、房子、位子、票子，你还会想到什么？7月3日，GQ发布了一篇名为《中产阶级那些难以启齿的烦恼》的推文，毫无悬念地收割十万加。文章里列举了“出国游时发圈忘发定位”、“为了更好看球赛买了28万的波斯地毯但从此再也没坐过沙发”、以及“从来没想过买哈雷，但也要心满意足的沉浸在：“自己的年纪永远不可能拥有一台哈雷”的悲伤中”。

在这个系列里，新中产们的烦恼，可以被归纳出几个关键词：“不确定”、“我很厉害”、“快看我”。

2017年，我作为双语主持人主持了两场令我印象深刻的活动。这两场活动的主要对象，就是中产阶级里较富裕的一群人。

一场是关于美国的EB5教育移民项目。概括来讲，就是通过投资美国政府批准的项目，创造就业机会，从而获得全家绿卡。当天的活动办在五星级酒店，座无虚席，在问答环节里我发现，客人们之所以想要获得绿卡，最大的原因是孩子可以无差别的获得海外教育。大多数的父母其实并不真地想在国外久居，一切投资，为了孩子。

第二场活动，是一个英国伦敦附近的海外置业项目。同样座无虚席。项目介绍过程中，最受现场来宾关注的的项目功能，这个功能是：规避CRS风暴。CRS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对个人金融资产进行监控，以打击逃税。这也意味着，如果你比较有钱，无论你的钱流向哪里，都会被政府监控和征税。这个政策的出现，让较富有的中产和富人焦虑不安，如何“藏钱保值”、“规划资产”、“资产传承”，成为了炙烤他们的三把熊熊烈火。因为海外房产不在CRS的监管范围内，于是备受中产和富人青睐。

上述的三个故事，或许分别对应了当下中产阶层们的三大焦虑。

第一重焦虑：知识焦虑

知识焦虑的表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对自己碎片化时间的竭力消灭。办法是各类知识分享平台上无数的大牛课程。另一种则是对各类昂贵的地面学习的追随不止。包括各类商学院、游学以及大师班，还有各种收费高昂的私教。

学习本身不是问题，但如果驱动学习的是深深的焦虑，学完之后所获的的是轻微的躁狂，很快跌落情绪谷底以致于需要更大剂量的学习，这个可能就是问题。

我把这种学习称之为自杀式学习。犹如精神上的暴食症。过量的进食“知识”，目的已经并不是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遇到的困难，而是渴望通过囤积和拥有，来缓解来自潜意识深处的不确定感。

社会文化派的精神分析大师埃里希·弗洛姆在他的著作《逃避自由》中，用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对比，诠释过这样的不确定感。他认为，中世纪的人虽然不自由，被要求扮演固定的角色，比如，你是铁匠的儿子，生来就是，以后也永远只能是铁匠。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非常有安全感，因为他们永远知道在固定不变的秩序下，自己是谁，能够干什么。

而现代社会里的人虽然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失去了安全感与联结感，而这是中世纪社会结构所给予的。现代人更自由，但也更孤独了。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从生活中压挤出最后的一点愉快。

弗洛姆还总结：“新的自由似乎给他们带来两样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时日益地感到孤独、怀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的焦虑。”

这或许是当下许多中产非常熟悉的感觉。借由着技术和商业的发展，社会结构在持续且快速地改变，它导致了人与人的关系，资产的分配方式被不断重组，而我们的位置也将在这种重组中不断被影响或颠覆。比如，前一天还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公司，可能第二天就宣布被并购和裁员；身边名不见经传的人，一夜之间拿到几百上千万的融资做了某企业的创始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变化的浪潮里跃上峰巅或被甩下深渊，这些现象都在影响着我们对自己所处的位置的确定感。

当变化太剧烈，人被扯离开自己的位置，难以感受到稳稳的确定感时，曾经体验过的恐惧和焦虑就会被激活。

当下的新中产，许多人都体验过从无到有，一路跋涉的艰苦。但这跋涉改变了自己的处境，这条路径既被证明可行，我们的心里也有确定感，知道如果自己摔了跟头，如何能再爬起来。

但一旦环境变化剧烈，曾经的通道现在消失，曾经的方法如今不再管用，恐惧就被激活：难道还要从头再来？

如何不被打回过去？需要紧抓不让自己掉下去的“安全绳索”。

知识，就是其中一根。

然而高度的焦虑并不能使囤积的新知识得到充分的消化，这时的囤积，已经有了“自虐”的意味。

自虐产生的痛苦，可以激活我们的存在感，让我们暂时从无边的“焦虑”中转移开注意力。

同时，潜意识是分不清要与不要的，它只能感受强烈还是不强烈，所以，当我们担忧和恐惧十分强烈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将它们设定为目标，比如，设置“自毁”的导弹，“帮助”我们散掉金钱和时间，实现我们觉得“自己也许不能再被称为中产”的自我攻击。

紧抓知识原本是为了不让我们被时代甩脱，但是自杀式的学习却更快地耗尽了中产的心力。而这反过来加重了中产的焦虑。

第二重焦虑：认同焦虑

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带来的不确定感，还包括认同对象的不确定。新的标准和游戏规则正在被话语权的掌握者不断更迭。媒体、富有人群、资源的掌握者们，加在一起成为了价值观工厂，持续不断地输出着各类标准。

比如，对成功人士的定位，今天的标准是要在国内一流大学进修过，明天就变成了要进国际顶尖学府，后天又出来了“什么学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创造了多少财富”；今天说善于做好资产配置的人才是成功的，明天就变成了比房产已经不是主流，主流是要拼孩子的教育……

这些标准的迭代之快，几乎可以一日当三秋。而新中产们永远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的某个人或某群人，或许就会改变对中产的准入门槛。所以最好的做法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努力靠近最新的标准，或者代表这个标准的某个人。

“依恋学说”提出，人的一生都会不断寻找并靠近比自己强大且智慧的他人，来寻求安全感。当下的社会环境，表面上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实际上，过多的选择，却也增加了选择的难度。

以开头的摩拜单车胡玮炜套现15亿为例，或许她可以成为许多人在改变自身命运道路上的“依恋对象”，然而，她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做到这个结果的，中间有太多细节并不为人知。同时，由于媒体的宣传需要，胡玮炜其人与媒体通稿里渲染出的样子，或许也有诸多不同，自媒体为我们建立了一种错觉，那就是“我们离她们很近”，“我们知道的可以很多”，“我们也可以成为她”。

这造成了理想化与真实之间的差距，作为虚幻的依恋对象，也会因为宣传的改变而被快速建立和破灭。

这更增加了人们在认同方面的困难：原本我有一个偶像，我可以通过透彻地研究他，了解他，从而汲取和吸收他身上可以给予滋养的部分，固化他的一部分进入我的内在。然而现在，我可能还来不及细看，我关注的对象就已成为明日黄花。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中产会有这么强烈的“鄙视情结”，形成所谓的鄙视链。这根鄙视链，重现的无非是人类在儿童期的游戏：通过认同一个更强大的理想化的客体，让自己获得全能感，进而获得确定感。

可是现在这个认同的对象太多变了。我以为有车就行了，结果要有房；我以为有房就行了，结果还要每年出国游；我以为每年出国游就行了，结果还要能买的起28万的地毯；作为不断追逐标准的人，自己就像是标准的奴隶，又如何能有确定和心安？

如果你要问，那为什么非得追逐这些标准呢？原因是，我们的潜意识认为只有达标，才能够确认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所能获得的，才能对现在和未来建立起可控感。

这和早年考取好成绩，就确保被妈妈爱的道理，仍然如出一辙。只是这时候，我们渴望的是，当我们做到一定程度，达到某个标准，我们能被生活本身稳定的爱着，曾经的渴望能被阶层身份一一兑现。

然而，当外部标准是“凌乱的，破碎的，变幻的，狭隘的”时，当获得了中产的身份，但实际的改观并不如理想中如意时，困惑的中产们又该努力达到哪个标准呢？

弗洛姆也说：“现代人在幻觉下生活，他自以为他了解他所想要的东西，而实际上他所想要的是他人所希望他要的东西。”

当中产阶层失去了可以稳定“镜映”自己的对象，新的“依恋对象”又难以确立时，他们在精神上便失去了可内化的优质材料。当他们吞下的是嘈杂混乱的客体印象的碎片，同时迷失的驱力也仅能投注在肤浅的满足上时，“脱离理想化的状态，建立起成熟清晰的自体”，就变成了难以企及的目标。

而这同时也会反过来加重中产阶层的焦虑感。因为如何继续向上走，摆脱被标准的控制，又同时能够保有当下的安全，变成了新的谜题。

知识焦虑+认同焦虑，最终形成了中产在精神层面上的巨大焦虑：身份焦虑。

我是谁？我还能够成为谁？新的变化下，我即将成为谁？

第三重焦虑：金钱焦虑

这是最现实的一组焦虑。2017年，我国的基本通胀率在7%-8%，这意味着每年我们的收益都会被通胀吃掉近一成。收入基数越高，越能感到这种切肤之痛。理财产品现在是多了，回报率也高了，但是卷款跑路和突然倒塌的公司也是一片又一片。而相对最安全的投资方向：房地产投资市场的政策也是一变再变，这让许多人手中的房产变成了烫手山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两年投资了商住两用房的许多人，因为国家的政策突变而导致有房不能住（商住两用不准通天然气，不能用明火，以致于其实无法实现日常居住），无法进行交易，而生生的把多年积蓄砸在水里。

更别提那些紧压身上的现实问题：家人的医疗、老人的养老，孩子的教育，自己的晋升。样样都和钱挂钩。

春节时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作者用岳父突然病逝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场流感如何让一个大家庭在一个月里就走到差点要卖北京房的地步。

这个处境是个系统性的结果。这包含了太多个体不可控的因素：医疗体系、福利体系、税收政策以及其他民生政策。这一点，会让许多中产感到焦虑。

因为多年努力的成果，也许一夜就被不可控的外部力量清零。

这股不可控的力量，让中产们时时刻刻感觉到，虽然离开了“无力瘫软，躺倒吃奶”的婴儿状态，但也仍然被卡在“不知何时就需要看爸妈脸色”的青春期的状态。

爸妈可能是政策，可能是资源更强大的富人阶层。

青春期的时光，拥有一段是很美好的，但是一直被卡在这个状态里，是令人焦虑的。不能升华和向外的攻击力，最终会折回向内，再不然，就会趋近熄灭。

从富有创造力到极其现实和功利，许多中产阶层的奋进到萎靡，或许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大多数中产，都是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了财富的积累，这个过程中经历的诸多波折，走过的人自然知道。然而作为过山车的中段，他们既不像富有人群那样，能够更早看到政策的风向，也无法像无产者那样随遇而安，对环境的变化无谓的漠视。被夹在中间的中产，被通胀、投资政策的变化、各类资产保值通道的不断改变和高风险，折腾到了精疲力尽。

中产们多数都是人到中年。不经过这个时间的积累，也很难达到这个结果。然而最后奋斗的成果却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控，也不知道有什么方式可以妥当的保护，这实在是最大的焦虑。

孟子曾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这里其实提到的就是一个产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权，既“利益和边界”，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一个人的主体，是否被承认和保护，是否有机会去逐步的获得积累和成熟。那些能够稳妥的拥有自己打拼所得的人，知道自己的边界被牢牢保护的人，会有更坚定的信念去努力。而如果我们的中产，感受到的是边界模糊，不牢固，那么优先的选择，就是像受惊的仓鼠一样，抱着储粮四处搬家，而非脚踏实地的用心耕耘。

总结

焦虑是会一直在的。因为环境的改变并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过度的焦虑会破坏人的自我功能，使人退行，但完全的消除焦虑却也是一种全能幻想。焦虑本身并不是完全的坏东西。一定程度的焦虑是推动人前进和自我革新的动力。中产作为已有积累的人群，其实具有更好的条件来实现改变，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在风急浪大嘈杂声震天的环境里，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与自己保持链接，回到关注自身需要和真实阶段的状态。我们的环境并不缺资源，缺少的是对自身“耐心的、深度的”关注，以及在这个关注基础上，对资源的合理利用。

最后我想用弗洛姆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让自己做到的，不是感到安全，而是能够接纳不安全的现实”。

如此，中产们的焦虑或许能够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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